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传统王朝政治体制逐渐向现代政党体制转型。在经历民初军阀政权的过渡后,国民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党治”政权,新型党国体制开始出现,中国由此步入了“党治”时代,地方政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既往传统革命史的研究理路对中共地方革命史的梳理和论述较为清晰,而对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的关注较少,这使我们难以看清国民党“党治”对基层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无法全面理解地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本研究拟在分析1926-1937年间国民党平阳县党部地方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力图探究国民党基层“党治”发展的一些特征,从而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提供某些参考。平阳地处浙闽两省交界,境内地形复杂,方言繁多,素以“难治”著称。民初政治鼎革后,地方政治和社会形势更为复杂。笔者发现,国民党在平阳筹建党部中,主持者不得不倚靠地方学校、教会和议会等社会要素。其中,掌握地方教育资源的乡绅是党部利用的最重要对象,学校校长往往成为基层党部负责人,而小学教员党员所占比例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以本地青年教员为主体的平阳县党部,在国民党“清党”、改组,党部势力受到削弱的情况下,仍旧有较强的声音。“清党”以后,为重建地方秩序和提升党部权威,国民党平阳县党部首先依靠地方势力开展党务整顿、改组工作,其后又相继在各区开展“惩治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政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吴醒玉、黄守谦等地方“豪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党治”的继续推行。但是,国民党“党政平行”的政治架构中,受地方原有权力网络影响,平阳县党部的政治实践显得不愠不火,党政绅三方并未出现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正因为此,平阳县党部难以打破原有的权力格局,故而亦难以实现其“提高党权”的初衷。此外,平阳县党部还致力于通过重建农会来重构地方秩序,但从效果上看,党部亦未达其初衷,县农会因受地方豪绅排挤而被迫解散,这一破立两难的窘境形象地代表了1926-1937年国民党“党治”实践困局的缩影。一定程度上说,国民党失败的基层表象在此时即已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