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早期普罗小说和十七年小说为研究对象,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在十七年小说中的承传与变异,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十七年小说。本文先勾勒了十七年小说中革命与恋爱的基本面貌,再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的形成原因:一个方面是蒋光慈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30年代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对他的小说创作的影响,并对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接着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论述了十七年小说对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的部分吸纳。然后着重从小说书写的历史主体、革命与恋爱的关系、性的叙述等三个角度论述了十七年小说对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的重要修订。最后对十七年小说的这种吸纳和修订做出了自己的总结和思考:虽然十七年小说部分吸纳了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但是十七年小说对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的修订还是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吸纳和修订带来的结果就是:在十七年小说中,虽然有像《红豆》这样的作品表达了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体验,也有部分作品给爱情留下了较多的生存空间,但是,大部分作品中的革命和恋爱的关系基本上都是革命压倒了恋爱,个体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冲动被漠视和压抑,这是十七年小说无法摆脱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局限,因此,十七年小说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