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进入快速上升通道,基金发行的数量亦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新设基金会在其招募说明书中明确其投资风格,树立独特品牌效应,但众多基金在进行实际资产配置过程中却偏离了其宣称的名义投资风格,风格漂移现象逐渐显现。首先,风格漂移是指基金实际的投资风格与其在招募说明书中阐述的投资风格不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基金投资者无法及时获取基金实际投资风格变化的信息,从而将自己暴露在自身风险偏好与预期收益同所投资基金不匹配的风险之下。其次,对于基金风格漂移成因最普遍的观点是,基金经理迫于业绩的考核压力,以期通过风格漂移获取短期超额回报,风格漂移是否能带来业绩的提升是基金经理、基金投资者最为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基金投资风格漂移与基金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给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做出一定的指导。再次,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行为金融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相关观点,基金发生风格漂移的成因有多种,而基金经理是基金的掌舵者,对于基金的投资风格有着重大的影响,故追其根本还是基金经理个人的投资偏好与投资习惯造成了风格漂移这种投资行为,而投资偏好与习惯又是由个人的特征所决定的,基金经理的哪些特征会影响基金的风格漂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中国股票型、混合偏股型基金的风格漂移情况;第二,基金的风格漂移能否带来基金业绩水平的提升;第三,基金经理的哪些特征可以影响基金的风格漂移。本文以基金的风格漂移为基础,以基金业绩以及基金经理的个人特征作为两个切入点。主要选取了2014年1月之前成立的36只股票型、偏股型基金作为样本,根据市场行情将研究区间划分为牛市、熊市和震荡三个子区间,利用强势Sharpe风格模型,通过带约束的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在静态（全区间）以及动态（牛市、熊市、震荡）两个维度对36只样本基金的实际投资风格进行多次识别。通过设定全区间、牛市、熊市和震荡阶段的观察期长度、窗口长度、滑动步长和滑动次数,运用滑动窗口法求解出36只样本基金在各区间内的SDS指标,从而对风格漂移程度进行具体量化。再利用SDS指标分别与三种基金业绩评价指标建立回归方程,探究基金业绩同基金投资风格漂移之间的关系;利用SDS指标与基金经理个人特征指标建立回归方程,探究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同基金投资风格漂移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基金发生风格漂移具有普遍性。不论名义投资风格为何种类型,多数基金都有发生风格漂移的情况,牛市阶段名义投资风格为成长型的基金维持其原先风格,而价值型、平衡型基金都转变风格为成长型;当市场处于熊市阶段,名义风格为成长型的基金大幅度漂移风格至价值型与平衡型。第二,基金的投资风格具有趋同性。风格的趋同性在牛市和横盘震荡阶段表现的尤为明显,绝大多数基金的实际投资风格都为成长型;熊市阶段的趋同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各种投资风格的基金比例趋于均衡。第三,基金业绩与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的关系在不同市场行情下存在差异。在全区间以及横盘震荡区间,基金的风格漂移都能显著的提高基金的业绩;但是在牛市行情下,基金出现风格漂移会对基金业绩起到显著负面影响;在熊市行情下,基金的风格漂移对基金业绩不存在显著的影响。第四,基金经理的部分个人特征同基金的风格漂移存在显著的关系。基金经理在基金行业的从业年限越长,其管理的基金风格漂移程度越小;男性基金经理所掌管的基金,其风格漂移程度显著高于女性基金经理。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将研究区间划分为牛市、熊市以及横盘震荡三个子区间,相较于之前学者只研究单一区间,本文的结果更加具有适用性。且本文研究区间选定在2014年7月至2020年12月,能够客观反映现阶段我国基金市场的实际情况。第二,本文以基金风格漂移为基础,以基金业绩以及基金经理个人特征作为两个抓手,更加全面的分析了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的相关问题,具有一定的新颖性。第三,相较于之前大多数学者仅通过比较样本基金中漂移与未漂移两组的平均业绩,来判断基金业绩与风格漂移的关系,本文通过建立回归方程,更加严谨、清晰的研究出基金业绩与风格漂移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本文样本基金数量仅为36只,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全面性。第二,对于基金实际投资风格进行识别时,所采用的方法为带约束条件的多元线性回归,对于变量的系数并没能给出相应的T统计值,使得参数缺乏一定的统计显著性。展望之处在于,本文仅研究了基金业绩同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的关系、基金经理个人特征同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的关系,但是这三者之间存在何种作用机制,本文并没有深入研究,目前亦没有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故此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