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之路坎坷而曲折,大批知识分子本着对民族命运的关切,纷纷致力于寻求吸收新学以更新中国文明。而从器物到政治体制的变革均以失败告终后,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成为众多知识分子注目的焦点。二十世纪初以来,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面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政权更迭的困境,共和与帝制的反复较量,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中西文化的相斥相纳,以及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就是在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章士钊的文化观得以生成、演变。笔者通过研读大量相关文献,主要包括章士钊本人的文集、发表的文章、创办的期刊以及所作的演讲,充分运用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来研究1902-1927年间章士钊的文化观。本文在深刻挖掘章士钊不同时期的文化观的内容的基础上,试图归纳出鲜明的特点,并梳理其发展的复杂过程,解析由激进转向温和最终趋于保守的原因。文章开篇以章士钊文化观形成的时代条件和思想源流做铺垫,介绍章士钊丰富的人生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所从事的一些文化活动。他的文化观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湖湘地域文化的浸润和近代西方文化的启迪。章士钊积极办刊发表政治言论,开创了“甲寅派”朴实说理的政论文风,并且关注教育事业以及人才的培养,后期潜心研究逻辑学,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都影响其文化观的发展。在早期,章士钊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有批判性的态度,主要是对传统封建的奴性思想进行伦理上的批判,倡导国民人格意识。在接受西方文明之后,章士钊寄希望于将西方的民主政治移植到中国,实现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然而却遭遇失败。结合多次赴欧的经历,及国内外的时局发展形势,章士钊在对比中西文化后,得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其思想渐渐趋向保守,成为彻底的复古派代表。章士钊从未抛弃过本民族的文化,而是将其置于世界性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审视,从中得到的启示是对本土文化内蕴的价值进行发掘和继承。章士钊的文化观所提到的“新旧调和论”以及“农业立国论”,都是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进行融汇得出的结果,其形成过程反映出近代以来有志之士寻求救国良案的艰辛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