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向以“流质易变”著称。实际上，他是变中有不变，而不变又往往促成他的新的变化。自1898年10月至1907年7月，世纪之交的数年间，梁启超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由早先的热衷于“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式的政治变革，转面成为一个坚定的文化救亡论者。他孜孜以求的是：一方面要清理中国固有文化，发掘其积极健康的成份，剔除其不合时代要求的“旧染之污者”；另一方面要甄别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优劣短长，吸纳其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益成果，抛弃其不良成份，将中西两种文化的“合理内核”“合一炉而冶之”，创造出融会贯通的、适应时代要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借此“养成”新型国民群体，再通过新型国民群体，建成新国家、新政府、新制度。可以说，世纪之交的数年间，梁启超学习西方新文化，改造中国旧文化以救亡的方针始终未变。而且，正是由于这一文化理念，这一时期其政治主张才几经变化，由“革命排满”到保皇再变为“开明专制”。实际上，他的“变”是“不变”的结果，“不变”是“变”的动力。他所“变”者是思想的日渐深化，“不变”者是爱国之心、立宪之志、新民之念。他世纪之交构建民族新文化的设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的民族新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