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由“失衡”到“再平衡”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并将长期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国内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长期存在,生产要素价格持续波动式上升,资源要素短缺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亟须加快转型升级。作为发达经济体特有的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 OFDI)这一现象最早出现在发达国家之间。1970-1991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占比达到90%以上。与发达经济体所不同的是,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所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缓慢等原因,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为滞后。然而,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投资效益不断提升。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世界占比分别为25.18亿美元和0.48%,到了2014年这一规模和占比骤升至1231.2亿美元和9.1%,投资规模年均增长37.5%(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现有的研究和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升级的界定和测度方法,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区位和产业选择、机理关联、升级效应等方面,在分析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因素时大多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和主要特征,借助空间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演化情况,在理论方面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在实证方面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和传统计量模型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做了相关研究。论文共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当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和研究现状,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述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介绍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提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和主要创新点；第二章为理论分析,主要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经典理论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第三章和第四章为现状分析,第三章介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第四章在测度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基础上,主要介绍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第五章为实证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运用传统计量分析工具,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第六章为全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结论1,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呈现阶梯式增长态势。2002-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经历了过度期、高速发展期和增长趋稳期三个阶段,总体呈现增长趋稳的态势。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增速放缓。2011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达到最高值。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复苏趋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升级等因素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略有下降。面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挑战,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改革措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提升,实现了2014年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历史最高值。可见,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阶梯式的增长态势与国际国内环境有着密切联系。结论2,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差异且差异趋于均衡。2002-2014年,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点,不同地区间增幅差异较大。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增幅明显。四川、西藏、广西、贵州、湖南、河南等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增速较快,后发优势显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增速明显下滑,先发优势进一步降低。此外,西部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差距不断降低,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趋向均衡。结论3,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显著地空间正相关性。从空间布局来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高水平地区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产业结构升级高水平区呈现“东扩南进”的发展格局。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地区一直处于领头羊的位置,对周边省份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明显。结论4,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核心区域逐渐显现。云南、广西、贵州、西藏等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对周边区域的负辐射程度较强；在京津冀地区,河北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低,与周边北京、天津等地区的空间差异较大；在西部地区,青海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较高,与周边地区新疆、西藏、甘肃等地区的空间差异也较大；在东部地区,作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渐趋稳定的高高集聚区域,江苏、上海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对周边区域的正辐射程度较强,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核心区域。结论5,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具有很高的影响力。作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在构建计量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具有统计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结论6,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基础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促进效果均存在差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基础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内蒙古、吉林、安徽、福建、江西,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基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我国其他30个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西藏、广西、四川、重庆、湖南、河南、贵州等中南地区及西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相对较大。上海、天津、北京、江苏等华东地区以及新疆、宁夏、甘肃、青海、陕西等西北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相对较小。结论7,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能源、资本、劳动力、消费水平、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时期不同要素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影响力存在差异。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劳动力等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出口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