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郁达夫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很鲜明的特征,即疾病叙事。在他现存的48篇小说中,提到“病”的作品就多达30余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或轻或重地患有过肺结核、胃病、脑溢血、伤寒、肺病、疟疾、神经衰弱和忧郁症等。从郁达夫对疾病的频繁书写中,似乎可以看出他对疾病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笔者将其称为郁达夫的“嗜病”情结。论文第一章,本文将在郁达夫的自传、日记、书信和小说这四类文体中重点阐释作品中的疾病叙事。在自传开篇《悲剧的出生》中,郁达夫首先强调了自己是“畸形”、“恐怖狂”、“神经质”；在书信往来中,郁达夫也多次向其兄郁曼陀、妻子王映霞、朋友周作人、钱公侠等人主动谈及他所患病情；在日记方面,郁达夫对于病情的记录更是细致入微,其中尤其以1930年3月患上的结核性痔漏为代表,期间郁达夫在日记中对病情变化的描述持续有42天之久。除此之外,郁达夫还格外注重对小说中人物的形象塑造,有意以自身所患疾病作为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特征。如《过去》(呼吸器病)、《迷羊》(脑病)、《蜃楼》(肺病)、《马缨花开的时候》(黄疸病)、《迟桂花》(肺结核)、《沉沦》(妄想症、忧郁症)、《采石矶》(伤寒)等。郁达夫如此着墨于疾病叙述,似乎是在向读者传达作家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嗜病”情结。论文第二章,本文通过对郁达夫的生平经历、成长背景的分析,探究其“嗜病”情结的成因,并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时代背景与患病经历造成了郁达夫将“时代病”与“个人病”结合起来的叙述习惯；父亲的早逝让郁达夫通过对小说中中年儒医的描写来弥补父亲形象的缺失；对古今中外患病文人的惺惺相惜构成了郁达夫对自我患病的认可与欣赏；对传统文人审美情趣的向往以及受日本“物哀”精神的影响共同促进了郁达夫对于“病态美”的文学审美追求；最后是通过疾病叙述获得的心理慰藉作用。论文第三章将从“嗜病”情结与小说感伤抒情风格的融合方面,深入分析“病患”形象的普遍“弱者”意义以及郁达夫通过疾病叙述而唱响的反抗之声。郁达夫在坚持以“自叙传”为写作理念的基础上,刻意地创作“真”与“美”的艺术作品。他不仅将小说作品中的主人公的设定为“病弱”的身体素质,以贴合作品感伤的情调；同时他还从景物的描写上凸显出人物与景物的和谐交融与交流。此外,他多次将作品的情节以“养病”展开,使全文都透着浓郁自然的“病态”气息,从而达到“病患”形象和感伤风格的高度融合。郁达夫的“病患”形象除了彰显郁达夫的个性以外,其主人公形象往往还富有普遍“弱者”的隐喻意义。“弱者”不仅仅包括健康上的缺陷,也包括智力、地位、物质方面的缺陷。郁达夫着力塑造的“病患”主人公虽然大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在生活、地位、处境和情感上其实是与同处时代的其他弱势群体密切相连,同出一支。从某种角度而言,郁达夫刻意塑造的“弱者”形象,不仅是一批正走在时代转角的知识分子,同时还代表了广大处于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困境,更是为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大声代言。郁达夫在小说中通过对“病患”形象的刻画,表达出自己对于普遍“弱者”群体的同情。以“病患”形象隐喻整个时代的“弱者”群体,从而书写普遍“弱者”的时代悲剧意义,引发人们对普遍“弱者”的悲剧进行反思。郁达夫曾说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郁达夫在文学上的成就直到今日都令许多作家望尘莫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缺乏郁达夫在生活上的冒险精神,以及在艺术创作上的率真态度。正是源于他对艺术创作的率真和对艺术理念追求的执着,才使得郁达夫在作品中凝聚起一股异调的反抗之声,迸发出叛逆的光芒。本章的最后一节将通过对郁达夫作品中透露的“反抗之声”具体分析其率真的创作态度对作品风格的影响。论文的结语部分,除了对全文内容作简要概括之外,还根据郁达夫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中的一段自白,对这种艺术创作的积极态度做出一些评价,并通过相关资料的引证,进一步还原郁达夫真实的创作态度和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