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长期以来都是我国农村地区用来保障老年人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一种模式。即使是在社会保障事业不断推进的今天，家庭养老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家庭作为抵御社会风险的最基础的合作单位，不仅是通过代际分工来平滑每个个体在不同生命周期里遭遇的各种风险，更是在交互过程中通过代际情感将每个个体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极其稳定的结构。中国社会也因此形成了极强的“家”文化，大多数国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家庭，养老自然也不例外。　　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中，女性往往是被要求扮演一个好媳妇的角色，承担着繁重的家庭照料的责任。传统道德要求她们“夫为妻纲”，把潜心侍奉公婆作为一个女性的孝道归属。而对于自己的父母，女儿们往往无暇顾及。现代化的进程给这个建立在身份归属上的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女性有了更多的权利来独立自主地分配自己的资源，“女儿养老”的话语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本研究基于“女儿养老”的命题展开调查，发现在H县的农村地区，不少女儿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参与到家庭养老的实践中来，为父母提供了不少的养老资源。而她们的经济支持和时间支持并没有完全表现出完全替代的关系，可以按不同的养老资源投入情况来对她们的行为划分理想类型。　　基于这样的一个农村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行为类型划分，本文对女儿养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项logit回归分析并发现:第一、家庭的变迁给了“女儿养老”以生存空间，女儿对原生家庭的情感和现代性的意识能够提高其对于父母在时间和经济上的支持;第二，与许多研究结果不同，H县女儿对于父母的养老支持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代际交换动机，与养儿防老路径中“媳妇养老”的工具性假设大相径庭。第三，“女儿养老”的行为能够优化农村老年家庭的资源供给问题，但是她们的行为也还是受到资源、空间和传统性别观念的限制。所以“女儿养老”一方面会继承传统家庭养老的路径，为老年父母提供适量的经济与时间上的支持，在另一方面又不会强调“交换动机”，而能在情感方面发挥更大的优势，提高自己父母的效用水平。　　我国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势必会朝着“双系化”的方向发展下去，因为这种新型家庭养老模式体现的正是传统性的“孝”文化与家庭观念和现代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结合而做出的一个历史选择。对于这其中出现的问题也不能回避，要为女儿提供家庭养老资源的情形予以更多肯定，保障女性的经济权益与独立意识，努力培育更好的社会爱老敬老氛围，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或者说已经到来的）社会人口转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