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文学巨擘夏目漱石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他的后"三部曲"则集中体现了作家不朽的艺术魅力.该文以精神分析为依据,借鉴土居健郎用"甘え"理论对漱石作品进行的心理分析,旨在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后"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尝试性浅祈,对主人公的"移情"行为给以理解并加以批判.文学是作家自身的写照,令人叹为观止的后"三部曲"自然不能脱离夏目漱石作者的生活经历、微妙情感和洞察秋毫的远见卓识;作为读者更不能无视作家与作品之间的不可割舍的情怀.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移情"是一种对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的患者的治疗方法,该文立足于对作品中人物的"移情"行为分析,认为使感情脱离合理正常的轨道,去寻求感情之外的东西来治疗心灵的创伤,这种避重就轻、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做法非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与初衷背道而驰.众所周知,后"三部曲"是在夏目漱石胃病恶化、几乎不治的危笃状态下诞生的.这种状况使得他能够有宽裕的时间凝视自己的内心世界,细致地回想和体验生与死、惊与安等引发的各种心理反应和各类灵魂感受,在他的作品《春分过后》中,其笔下的须永是一个典型的"移情"者;由于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就撒手人寰,而父亲又在他幼年时染病身亡,这一切都给须永的心灵蒙上了厚重的阴霾;虽然一家人对他的身世讳莫如深,但须永凭直觉怀疑溺爱自己的养母,使他对养母敬而远之.须永下意识地抗拒着母爱,却又把对母爱的渴求转嫁于青梅竹马的千代子,而自身并无婚娶之念;但千代子毕竟不能与"母亲"等同.这种"移情"的结果必然引发与千代子之间的激烈冲突.修善寺大患后的漱石仿佛在借须永之口恸哭自己悲惨的童年,刻画须永的心理的同时,如同触摸自己内心深处尘封己久的伤痛.而《行人》中的一郎则为情所羁,困惑于无法架起与妻子沟通的桥梁、宛如路人般的夫妇关系,竟然做出让其弟二郎试探妻子清白的荒唐之举.一郎和妻子都不肯向对方袒露自己的真情,却把心结吐露给"第三者",结果使原本需要夫妻二人共同解决的情感问题复杂化.陷入感情危机的一郎,虽囿已书室,纵情山水,最终仍然是郁郁寡欢,离妻子的心越来越远.一郎的内心波动折射出漱石作者的心态,这能否视作漱石不幸童年的延续?因为幼年的遭遇虽己成为历史,但情感的空虚、苦闷和惆怅并没有因漱石的婚姻生活的开始而有所转机.由于年龄、性格以及教养的差异,漱石与镜子的关系并不和睦.童年的黯淡铸就了漱石内向的性格,最心爱的孩子的夭折更加重了漱石心灵的疲惫,家人的不理解使漱石心无所依,惟有埋己于书山,致力于学问.病患中的漱石在回顾着自己的童年和成年,笔锋更多地触向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与他们息息相通. 作品《心》的主题仍然根植于婚姻关系的土壤.主人公先生玩弄骗术,得到爱情却令友人k绝望自杀,于是先生终日怀着负罪感,用酗酒、苦读等方式来压抑、逃避对妻子的正常情感,想方设法"情"移他物以排遣内心的苦楚.这种想得到爱又竭力回避的矛盾使先生心力交瘁,苦苦挣扎于生死之间,也使善良的妻子因难以理解丈夫的行为而痛苦不堪,夫妻之间被蒙上一层无形的阴影.漱石试图找到挽救夫妻关系的有效途径,却不得不亲手"杀"死主人公来结束自己徒劳的探寻. 总之,无论把对母爱的需求强加于异性同龄人的须永,还是用各种方式填补原本正常的夫妻之情的一郎和先生,都不会永久地达到心灵的安宁和快乐.因为"移情"他物的短期效应与母子天性和夫妻之情的永恒性是无法比拟的.任何东西(包括处于母子关系之外、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都无法取代母与子、夫与妻之间的感情.如果说后"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演绎的故事都是悲剧,那么这也是崇尚艺术的自我表现性的漱石的悲剧.漱石把自身的孤独情感揉进小说中,充满了无奈和感叹、研究和探索,漱石耽于写作,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移情"?其实,能够打开夫妻彼此间心灵之锁的唯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才能走进彼此的心灵.也许是漱石的孤独、高做、"个人本位",所处的又是女从属于男的时代,使漱石的思想受限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吧.但不管怎样,这并不能使后"三部曲的魅力有所逊色. 由于迄今为止鲜有借弗洛伊德的"移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漱石的有关资料和专门著作,因此希望这篇论文能成为一次扣击文学评论之门的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