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具有高度专业性的知识密集型中间需求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国际产业向高层次转移的重要阶段,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和布局调整的重要趋势。生产性服务业FDI能够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的产业融合与转型升级。然而一段时间内,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引资额增长迅速。生产性服务业引资规模由2004年的55.6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约225.4亿美元,10年间增长约4倍,年均增长率15.02%；第二,相对引资额较小。在2004年-2013年间,生产性服务业FDI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最高的年份只贡献了不到5%,而且,这种贡献率在10年里呈现下降趋势,在2013年不到3%；第三,区位分布高度集中,区域间分布不均。2013年,全国吸收生产性服务业FDI中,东部沿海地区为205亿美元,占全国的9]%,而中西部地区仅占不到10%。不难看出,相对引资额较小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已经为我国吸引生产性服务业FDI所面临的问题。因此,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在华区位选择机制,对揭示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引进的区位分布不平衡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外资吸引力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研究该领域的理论方面。到目前为止,虽然有比较丰富的国内外文献研究FDI区位选择,但是其中的研究很少涉及生产性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独立发展出来的部门,具有与制造业不同的行业特征,这使得在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又差别于对传统行业的研究。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区位选择因素,需要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相应的区位理论,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都是以第一、二产业为分析对象,并基于微观经济体的完全竞争结构市场与企业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而新经济地理学以不完全竞争市场、企业规模报酬递增为前提,更加全面真实地反应企业在进行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区位选择策略上。本文有几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的构架以及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文章第二部分首先回顾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思想与理论创新,包括外部经济理论、“冰山”运输成本、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等,又提到了克鲁格曼在以上理论思想基础上所建立的几个模型。之后,本文试图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来解释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区位选择。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冰山”运输成本,即信息传输成本的降低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流入的向心力,另一方面增强了企业间竞争程度,提高了离心力；具有“中间投入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前后向关联的货币外部性,因此某一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也影响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进入；同样,技术外部性通过劳动力市场共享与技术外溢,影响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进入；最后,外部性和集聚效应通过循环累积效用共同影响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进入。第三部分从实际情况出发,用数据指标描述了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及其FDI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特点与问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占比增大；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生产性服务业FDI发展中存在的特点与问题：生产性服务业FDI额增长迅速,但其流入量并不能满足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求；内部结构呈现出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FDI占主体的特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地区分布不均衡,很难与制造业FDI形成集聚式发展。第四部分对影响生产性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分全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实证计量分析。经实证检验,新经济地理学因素基本能解释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区位分布；对于东部地区,外资集聚、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显著；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由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低端化、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不深化等问题,使得信息化水平成为唯一显著的影响因素。第五部分针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不同影响因素与引资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引资政策建议。第六部分在以上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全文。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在于：理论部分,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部分,从国家层面的研究延展到地区省级层面,对全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省级数据经验进行实证分析。但是,本文还存在不足：本文只是应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思想与理论,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未能对其他的影响因素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客观上讲,限于我国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划分较晚,生产性服务业FDI的统计数据量不是很理想；由于对各变量代表性指标的选择主观性比较强,可能会影响到分析结果的适用性和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