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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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突然暴发并席卷全球。因为缺乏保护性疫苗和有效药物治疗,加之出现大量无症状病例以及病毒本身具有较强传染性,所以疫情的出现给人类进步、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疫情发生后,各国政府积极响应,实施各类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全力抗击疫情。与此同时,与疫情相关的电视广播、媒体新闻等信息呈现爆发式增长,新闻传播除了对公众个体的健康防护行为发挥效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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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突然暴发并席卷全球。因为缺乏保护性疫苗和有效药物治疗,加之出现大量无症状病例以及病毒本身具有较强传染性,所以疫情的出现给人类进步、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疫情发生后,各国政府积极响应,实施各类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全力抗击疫情。与此同时,与疫情相关的电视广播、媒体新闻等信息呈现爆发式增长,新闻传播除了对公众个体的健康防护行为发挥效用,也能对国家整体疫情防控产生重要影响。在COVID-19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量化研究政府响应、新闻舆情对于疫情发展的影响效应,对于政府和社会应对COVID-19疫情和未来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研究背景,本文以牛津政府响应跟踪器(Ox CGRT)和谷歌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GDELT)为基础,针对政府响应、新闻舆情与COVID-19疫情关系进行国际比较研究。论文开展的过程为:首先,对国内外有关政府响应政策、新闻舆情对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的研究成果和基础理论进行梳理与总结;其后,以Ox CGRT和GDELT的数据为基础,对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26日期间,全球61个疫情相对严重国家的疫情状况、政策响应以及新闻舆情指数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构建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模型,从国际层面进行政府响应、新闻舆情与COVID-19疫情关系的时空异质性研究;最后,基于研究结论,针对疫情防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根据全球疫情相对严重国家的新增感染人数发展变化趋势,疫情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疫情发展初期,新增病例局部暴发;再到疫情蔓延期的全球蔓延;其后进入疫情暴发期,新增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最后为疫情动态变化期,新增病例数呈现波动变化。空间分布上,疫情传播具有明显空间聚集效应,截至2021年1月26日,全球累计感染病例集中分布在南北美洲、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而南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感染死亡率较高。第二,政府响应政策对疫情发展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影响,大部分国家表现出正效应,与预期不一致,反映出响应政策执行效果不佳。时间上,部分国家政府响应对疫情的影响从正效应转变为负效应,并且强度逐渐增强,包括中国、日本等,而部分国家始终表现为正效应,包括美国、英国等。空间分布方面,部分亚洲和南美洲国家的政府响应表现出对疫情的抑制作用,并且亚洲作用强度较高,而欧洲地区的政府响应始终表现为正效应,作用强度呈现倒“U”型走势。第三,负面新闻舆情对疫情进程存在显著影响并且整体表现为负效应,即负面新闻舆情指数越低,下期新增感染人数越多。实证结果中,61个国家中负面新闻舆情指数系数负效应占比高达84.34%,表明大部分国家在不同时间段的负面新闻舆情对疫情的影响呈现负面作用。从时间视角看,负面新闻舆情对疫情的负效应作用强度先增强后减弱,并且在疫情暴发期达到最大。空间分布方面,南美洲地区始终呈现出负效应,且作用强度较高,说明其疫情进程易受到负面新闻舆情影响。除个别国家外,北美洲、欧洲地区大部分时间为负效应,而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负效应并不显著,且与之相反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第四,整体上正面新闻舆情对疫情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即正面新闻舆情指数越高,下期新增感染人数越少。时间上,大部分国家正面新闻舆情指数对疫情的影响效应由正转变为负,并且整体上正面新闻舆情的作用强度大于负面新闻舆情的作用强度。空间分布方面,部分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地区存在一定的空间聚集特征。日本、中国、缅甸等亚洲国家的正面新闻舆情从疫情初期便表现出对新增病例数的抑制作用,而其他地区的正面新闻舆情对疫情的抑制作用从2020年下半年才开始显现且作用强度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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