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农地经营权流转,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村土地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农地流转是与农业现代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水平相适应的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过程,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也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农地市场流转交易仍主要集中在社会关系熟络的群体内部,并呈现出交易价格普遍偏低,以及人格化交易普遍等特点。而与农地流转的初衷相比,人情关系型的农地流转是与农地流转的规范化和市场化相悖的,很难塑造一个基于价格和市场机制的农地要素配置市场。为此,文章着眼于欠发达地区的农地流转集中于熟人关系网络中,并由此可能造成农地价格扭曲的推断和经验事实。在此基础上,利用“差序格局”来刻画乡土社会关系的亲疏特征,并定义了农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交易“差序格局”农地流转价格可能是多年流转期的一次性支付价格,即租金的资本化。但是现实中流转多每年支付一次租金,因此,本文界定的流转价格实际上是流转的年租金。然后,进一步将农地流转市场区分为“关系型市场”和“要素型市场”,由此构建了“差序格局—政府引导—农地流转价格扭曲”的分析框架。在理论层面,阐述了农户与流转对象关系的差序格局导致农地流转价格扭曲的内在机制,并将政府作为第三方实施主体,进一步探讨了农地流转价格扭曲的情景依赖特征,并提出相关假说。经验证据方面,利用2014年8月和2015年2月至8月对江苏省灌云县和金湖市、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辽宁省东港市和苏家屯区2538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描述了三省农地流转的“差序格局”特征,以及不同的政府引导情况下农地流转价格的总体分布。随后,利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农地流转的影子价格,并结合实际流转价格计算了农地流转价格扭曲程度。同时,运用OLS模型估计了差序格局、政府引导对农地流转价格扭曲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农户与交易对象的关系越亲近,越容易产生相对低的流转租金,农地流转交易价格的扭曲程度也越大。一方面,社会关系越近意味着内嵌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有利于社会资本对货币资本的替代,以及规避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流转风险。另一方面,依据社会关系进行的非正式交易可以降低农地流转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交易费用。换言之,农户进行人情流转是能够得到非货币利益的,由此更容易接受较低的货币收入。但这必会造成市场的价格信号失灵,违背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原则,进而扭曲了农地的流转价格。2.对于不同类型农户,交易对象与其的社会关系对其农地流转价格扭曲的影响是一致的,但作用大小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与转入户相比,关系型交易对转出户的农地流转价格扭曲的激励作用更明显。这是由于转出户在农地流转中更加注重人情关系,因为农地本身是具有人格化财产属性的,其交易往往是在资产和社会保障间进行转化的,并为转出户提供了诸如社区保障等隐性资产。但对于转入户,他们往往是以经济利益为为交易导向,而且“人情债”可能比高价格使农户付出的成本更高,由此他们的农地交易价格的扭曲程度相对较低。3.政府介入农地流转降低了农地流转价格的扭曲程度。政府作为第三方力量介入农地流转,可以通过提供诸如降低信息不对称和违约风险,搭建农地流转引导平台等服务促使取代人情关系网络在农村要素市场中的功能,进而矫正人情流转市场的价格扭曲,促进“关系型市场”向“要素型市场”转变,推动整个农地流转市场的规范发展。对于不同类型农户,政府引导对其农地流转价格扭曲程度的影响基本一致。最后,文章从降低农村要素配置对“差序格局”网络的依赖、建立农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优化农地交易环境、明晰政府与市场边界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参考。主要措施是,政府通过提供农地流转市场所需的配套的服务体系,削弱农户对人情关系网络具有的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功能的依赖,促进农地流转对象向“差序格局”外围转移,使得交易更加多元化,交易竞争更加充分,最终显化农地交易价值和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