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措施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直接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是人权的重要部分。我国逮捕措施在刑事案件中的适用比重多年来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虽然近些年在司法改革相关措施的推动下，逮捕人数有所降低，对超期羁押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大量逮捕措施的适用以及冤假错案的爆出，仍应使我们对逮捕措施重新审视：在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中，存在相当一部分并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判断标准过于模糊，逮捕决定的作出过于行政化，逮捕后救济的缺失，导致人权难以保障，因此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迫在眉睫。实践中，经常出现将犯罪嫌疑人逮捕之后“一押到底”的情况，其原因在于检察机关长期以刑事犯罪追诉者身份自居，在办案压力较大情况下，对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难有时间进行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因为救济途径的缺失，人权保障不足问题日益明显；检察机关在内部进行的“捕诉合一”职权改革，将两个部门合并成一个部门，提高了案件审查的效率，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多个试点羁押率也逐渐下降，取得了不错成效。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捕诉合一”对逮捕程序各阶段的影响来探究“捕诉合一”在推动逮捕程序诉讼化中的作用。在对部分省份和地区“捕诉合一”实施之后逮捕率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以及对前人相关学术观点的思考后，作者认为“捕诉合一”有其存在的必要，当下实施“捕诉合一”并非部分学者所说的牺牲公正而追求效率，该制度将在一段时间内符合我国司法发展的需要，应当积极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