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或者说东方，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常为学者们作东、西方二元比较研究时所考察的对象。18、19世纪之交，欧洲在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逐次赶上并超过亚洲，而伴随着列强的资本输出、倾销商品、殖民主义等手段的使用，世界历史也演进到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这样一个新格局：虽然亚洲各大帝国仍然保持着“强盛”的姿态，但相形之下已是内强中干了。对此重大的格局转型，欧洲学者纷纷作出了自己的说明和解释。 伏尔泰的《风俗论》是一部“欧洲中心论”和“东方主义”色彩较淡的史学作品。它的东方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主张历史应该从东方写起，关于东方的风土与历史文明关系、东方的土地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东方社会停滞论、东方的发展前景等问题的探讨。与对东方力尽“妖魔化”和进行“他者”想象之能事不同，伏尔泰对东方文明往往褒多贬少，大有自贬西方、抬高东方之意，然而，这种“自贬”或“抬高”，却是以“西方本位”认知态度为支撑的，是以达到西方文化内部的自我批评和改良为依归的。换言之，在这部史学著作中，尽管伏尔泰所做的是以一种“历史整体观”来书写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尽管这位思想家不时对东、西方的提法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构，但我们仍不难窥见内中把“人类”拆分为“东方——西方”的一堵“隔墙”，以及作者“自觉捍卫”西方的鲜明立场。 黑格尔笔下的亚洲，既是“地理”的亚洲，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亚洲；既是“非市场文明”的亚洲，又是“停滞”和“专制”的亚洲。所有这些关于亚洲的看法，都集中记录在他的《历史哲学》里面。关于人类的文明坐标体系，黑格曾经建立过有力的分析模型，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洲情和国情——认识亚细亚社会内在的“基因潜质”，亦可为当下的文明史观和现代化史观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迪。 通过比较研究，笔者发现：找寻出伏尔泰与黑格尔这两位思想家在亚洲认识上的区别和联系(特别是后者)，至少具有以下的意义。 首先，从方法论层面来看，这两位看似属于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在亚洲认识上竟然有那么多的一致之处！这个发现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打破机械决定论的桎梏和枷锁，以冀建立更加科学的历史研究法。 其次，从理论层面来看，比较不同东方学“阵营”思想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东方学的内容，做到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有助于细致理解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理论和思想来源，以期能为“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早日实现贡献绵薄之力。 最后，从现实层面来看，比较伏尔泰与黑格尔的东方学思想，可以方便我们从更多角度来解读和反思亚洲，有助于正确认识洲情和国情，希望能为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当下中国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是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