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行为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的社会救助职责,对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家庭进行“生存照顾”,以保障其生存权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不仅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的依法履行受理和审批职责关乎需救助者的救助权益实现,其作出的如取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废止行为更与受益人的信赖利益休戚相关。在作出废止行为过程中要遵循严格的法定条件和正当程序,进行有限制的废止裁量,同时基于法的安定性要求,应当对受益人对原救助行为产生的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进行适当保护。我国现今关于社会救助的立法既有《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为代表的综合性立法,统筹规范指导如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临时救助等各种社会救助制度的运行,又通过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专项立法具体对特定社会救助行为的申请、受理和审批进行规定。但在这些规范中关于社会救助行为的废止规定则相对较少,并未为废止社会救助行为设定严格的废止理由和程序制度,因而可能导致行政机关的废止裁量权滥用进而损害受益人对救助行为的信赖利益。对于社会救助行为废止条件的规定仅明确存在于取消最低生活保障救助中,以“家庭人口变化、财产变化、收入变化”作为废止低保救助的法定条件,这些法定条件皆属于事后事实的变化,但由于“发生变化”概念本身的抽象模糊以及家庭收入、财产以及人口变化范围的不确定性,使得行使废止权限的行政机关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因此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在行使废止职权时,应从保障受助者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以收入状况为主,辅以人口状况和财产状况来综合认定被救助者家庭经济状况在一定期间内变化状况,并以此为依据看其变化幅度是否具有显著性并能影响其基本生活的维系,进而作为是否废止的决定。当然,配合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的义务是否为行政行为附有负担,并且成为废止救助行为的法定理由也值得商榷。基于法规规章的修改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动态调整,可能导致原先救助行为的废止,虽然在社会救助立法中并未提及,理应将其作为废止的法定理由。另一方面社会救助废止行为的法定程序虽然仅仅规定了书面说明理由制度,但为了维护被救助者在废止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应当将陈述申辩程序、听证或者民主评议程序等正当程序制度纳入其中。另外通过研究各地法院有关社会救助废止行为尤其是取消最低生活保障的相关案例,可以发现由于社会救助立法规范对于废止条件和程序的设定并不完善,且含义并不明确具体使得其适用性不强,法院在对取消低保救助审查时一般会参考中央和地方有关家庭经济状况认定的规范性文件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向展开。实体上对人口状况、财产状况以及收入状况的变化进行理解和和认定,人口状况主要先确定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然后才能据此判断哪些变化情况应当认定其为法定家庭人口状况变化;财产状况变化主要确定哪些财产的取得可以反映其家庭经济状况改善达到能维持其基本生活的程度;收入变化是在确定家庭基本收入组成前提下判断哪些收入可以纳入此变化范围中,此时亦是以收入变化为考量基础,在人口和财产变化时综合判断其是否能够达到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进而认定社会救助废止行为是否合法。当然有时也会将未履行救助行为附有义务作为废止理由来认定废止行为合法性。程序审查主要就是否履行书面说明理由程序为审查重点,同时也会将民主评议程序纳入审查范围。然而,在对社会救助废止行为审查中主要是以合法性审查为主,较少地适用信赖保护原则来权衡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因此,可从立法完善社会救助行为废止规定,完善对废止救助行为的救济途径以及加强对受益人信赖利益司法保护三方面来构建社会救助废止行为的信赖保护机制。一方面,通过完善社会救助立法的特定废止理由和程序制度,以及建立社会救助废止行为信赖利益补偿机制;另一方面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途径的衔接机制;最后可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的方式明确法定废止条件和程序的审查标准,以及适当性地将信赖保护原则引入对社会救助行为废止的司法审查中,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兼顾对被救助者信赖利益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