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中国法理学发展史》外译是中国学术“走出去”的组成部分。本篇报告以笔者翻译的《中国法理学发展史》第二章为文本基础,重点关注笔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5类难题:书名翻译的多元与选择（文内书名、文外书名）、文化词负载词翻译的多元与选择（文化核心词、国家治理理念、传统法律术语、常规文化词）、古文翻译的多元与选择（语义内容、语言形式）、原文内容欠佳的翻译多元与选择（逻辑欠佳、学术规范欠佳）,以及读者背景信息不足的翻译多元与选择。几乎所有的翻译问题都是多元与选择难题,而本次翻译实践集中表现在这5类翻译多元选择难题中。因此,本研究报告的重点内容是:笔者如何在目的论的指导下,解决上述5类翻译难题,从多元的翻译可能中做出恰当的、被中外专家接受的翻译选择。本次实践遭遇的翻译难题具体体现在:1)书名翻译有多种选择:音译;直/意译;汉字;音译+意译;音译+意译+汉字等。因是学术著作翻译,译者的翻译选择应该服务于学术型读者的学术需求,并与中西学术界接轨。因是书名,翻译选择还应提携全篇,唤起读者的开卷欲望。2)文化词负载翻译有多种选择:音译;直/意译;音译+意译;音译+意译+文内注释;音译+意译+脚注等。译者的翻译选择最好服务于学术型读者的特殊需求,帮助读者对中国文化,尤其对中国精神文化和法律文化实现高认知、高认同。3)古文翻译有多种选择:原文的理解有多种版本对应多种译法;原文的理解有古今异义对应多种译法;原文的语言形式也有多种译法。在理解准确的前提下,翻译选择必须服务于西方法学领域读者的阅读期待,再现古文蕴含的高深法理思想。4)原文中不利于推介中国法理学内容的多种翻译选择:可以忠实翻译;省略;合译;改写;部分改写。最佳的方法应该保有原书的学术性,满足法学领域读者的研究需求。如果翻译选择产出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译本,目标学术型读者会失去阅读欲望,降低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接受度。5)读者背景知识空缺,其翻译有多种选择:不理会,把读者当本国人;高度重视,进行“厚翻译”;简单注释;文内增译等。不当的翻译选择可能让目标读者因阅读困难而失去阅读兴趣。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本报告采用翻译案例法、文献法、归纳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针对上述5类翻译难题,做出如下选择:1)针对书名,译者一般采用直/意译+音译、直/意译+音译+汉字。直/意译帮助读者初探书本内容。音译、汉字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信息检索的便利。2)针对文化负载词,译者一般采用音译+直译/意译的翻译方法。音译避免文化词被纳入西方文化中解读,保有中国文化的独特身份。直译/意译帮助搭建中西思维共性的桥梁,深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通常,译者会采用“直/意译前、音译后”的顺序保有读者顺畅的阅读体验。但当文化词/书籍是本书重点译介的,这个顺序就发生了反转。3)针对古文,译者将其置回古文全文和《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上下文中理解、翻译,保有古文英译的思想性和经典性。4)针对原文内容欠佳,译者选择忠实于原作者的写作意图,通过各种微观手段厘清译文逻辑,提高学术规范性。5)针对读者背景信息不足,译者高度重视,主要通过“厚翻译”（脚注、文内段落增译）让读者浸入深厚的文化环境中,亲自感知中国法理学的魅力,以满足学术型读者的特殊阅读需求。本次翻译实践报告在译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展开:翻译目的论有力地指导着译者做翻译选择;翻译选择证明了翻译目的论的生命力。本翻译实践报告对译者的意义在于:遭遇翻译多元选择时,译者不能随意和盲目选择,他/她需要牢记自己的翻译目的,服务好目标读者,通过翻译选择来实现翻译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