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环境刑罚的“生态修复不足”困局亟待破解,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的“交叉感染”与“去社会化”等弊端亟待消除,因此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修复性易科制度”的创设具有必要性。由于我国古代的赎刑制度可供继承,域外的刑罚易科制度可供移植与改造,因此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修复性易科制度”的创设也具有可行性。该制度可消除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还可将修复性司法理念根植于我国环境刑事司法制度,为恢复性正义融入环境犯罪惩治之中提供相互契合的制度载体。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的“修复性易科制度”是指在环境刑法中的短期自由刑不适宜被执行或者执行效果不佳时,在满足特定条件以及遵循特定程序后,司法机关对罪犯依法改科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护林护鸟、巡江巡河等非刑罚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以替代原短期自由刑的一项执行制度。就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修复性易科制度”的主要内容而言,其适用对象为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且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其适用条件为短期自由刑不适宜被执行或者执行效果不佳,罪犯主观上愿意且能够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措施,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易科为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对其所居住社区和生态环境修复地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其运行程序包含执行启动、实施修复、执行验收和执行结案四个环节。创设一项制度需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充分论证,创设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的“修复性易科制度”需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强有力的理论阐释。首先,目前学界对该制度的理论认识存在亟须纠正的偏误,其既未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次,就理论证成而言,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的“修复性易科制度”应以恢复性正义为价值内核,以宽恕理论为伦理基石,以刑罚个别化为逻辑前提,以刑法生态化为方向指引,以行刑社会化为执行理念,从而在五个维度上全面构建出该制度的理论基石。实践中,福建、贵州、重庆等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修复性易科制度”的司法探索,主要表现为准“修复性易科”、判决型“修复性易科”和执行型“修复性易科”三种实践样态。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顶层设计,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修复性易科制度”的实践探索存在诸多问题,如易科启动限于判决阶段、宽泛的适用条件与制度的补充性定位不符、恣意选择生态环境修复措施有违生态原理、误用生态环境修复协议、执行担保违反罪责自负原则等。构建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的“修复性易科制度”既需要“顶层设计式”的宏观构思,也需要“四梁八柱式”的中观规划,还需要“精雕细刻式”的微观设计。“顶层设计式”的宏观构思是将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引入《刑法》第37条以明确其为非刑罚处罚措施,并嵌入有期徒刑执行的相关条文,为制度构建提供法律依据。“四梁八柱式”的中观规划是从执行启动、实施修复、执行验收和执行结案四个环节对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的“修复性易科制度”进行框架设计。“精雕细刻式”的微观设计则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前述实践探索中的现存问题,具言之,将易科启动扩展至执行阶段,增列短期自由刑存在执行困境为易科适用条件,设定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选择规则,明确生态环境修复协议的性质为和解协议,取消担保并设置“反向易科”为执行失信的惩戒措施。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全面立体地构建出环境刑法中短期自由刑“修复性易科制度”,才能实现该制度的新立与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