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安南纪行诗孕育产生于元朝与安南的政治交往,是元朝使臣记录安南之行的诗作。元朝遣使安南多达29次,频繁的出使为使臣提供了奉使出游的机会,也为安南纪行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元朝在建国之初曾试图征服安南,多次对安南用兵。元贞元年(1295)成宗即位,元朝罢征安南,两国关系才得以缓和。元朝与安南间政治关系的变化,也对安南纪行诗的内容产生了影响,诗歌内容由劝谕安南世子入朝晋见向宣扬皇恩浩荡转变。诗人将地名融入诗作,记录了自己的出使路线,在元朝地理版图中我们可以勾画出诗人的流动轨迹。同时诗人也记载了沿途景观,随着文化区域的变迁,景观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燕赵、中原文化区多历史遗迹;荆楚文化区多清幽山水或道教名山;而岭南地区则多巍峨山势或逐臣遗迹。安南的异域风光则更与中原迥异,呈现出诡谲怪诞的色彩。元代安南纪行诗人的心态复杂多样,这与诗人“使臣”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及其行程变化密切相关。作为“使臣”,他们秉持国家大义,表现出浓重的民族优越感与使命感。但在遭遇艰辛困顿之时,诗人又表现出奋力前行与退缩之念纠结交织的情感状态。作为注重自我情感的“文人”,诗人在出使途中表现出真切的羁旅之苦与家国之思,而在任务完成归国返途中,诗人则表现出切切归意与悠然心境。元代安南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元代安南纪行诗对山水的描写扩充到西南地区,扩大了元代山水诗的题材;同时陈孚、傅若金的山水诗在风格、意境上表现出明显的宗唐、学唐的倾向。唐宋时期的安南诗歌在内容题材上较为单一,与此相比,元代安南纪行诗涉及到安南生活的各个方面,切实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且诗作中的地名真实地展示出诗人从大都至安南的纪行路线,相比唐宋时期,路线更为详细全面。另外,元朝使臣与安南君臣赠答唱和,带动了安南学习汉文诗赋的风气,直接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