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位于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开始积极筹划迁校事宜；12月，中大本部迁至重庆沙坪坝，重新开学上课。由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得以顺利完成，为学校的重建积蓄了力量。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罗家伦到吴有训，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共更换了五任校长。1941年8月罗家伦辞职后，顾孟余、蒋介石和顾毓琇先后担任校长，任期都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内。1945年8月，吴有训任职。这四次“易长”的过程中纠缠了许多政治和学术因素。在中大这所与“党国”关系最为密切的高校中，校长人选的确定显然是党国核心层选择的结果，但校长的去留也与校内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同时，大学校长更迭也可以成为审视学校内部的教育学术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态的一个特殊的视角。　　 随着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强化，大学校园也深深打上了泛政治化的烙印。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出现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先后在校园内创设或重建，伴随而来的是中大校内国共之争的长时间存在和师生左右分化的加剧。总体上说，越到抗战后期，中共公开的组织发展和政治活动就越处于劣势。然而，校内中共及左翼学生团体的潜在力量始终没有被对方彻底摧毁，并在战后得到了延续和加强。另一方面，战时国民党和三青团势力在中大校园得到迅速扩展，党团员数量和党团活动在短时间内都堪称壮观。但从实际的政治操作层面观之，对于国民党和三青团在校园内动员力量还很有限。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校园内的总体氛围是“平静”与“不平静”并存。一般来说，大部分师生的政治倾向都偏于中立，战时民族主义在校园内的影响也不是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