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建投入的持续增加,直接带动了建筑工程行业与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在建筑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具有施工资质的施工主体数量不能满足当前建筑业发展速度的需要,以及我国严格的从业资质管理制度,出现了诸多类似于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的违法行为,随即便产生了实际施工人这一角色。为了保障农民工的正当合法的权益,从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观点出发,最高法赋予了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权利,可以要求发包单位支付工程款。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使承包方、转包方、实际施工人和农民工的利益得到了均衡,但也存在一些漏洞。因此,笔者从以下四个角度对建设工程领域合同相对性的突破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第一部分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对合同相对性原则及其突破。该原则主要是由法律主体的平等性以及意思自治原则所决定的。基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考量,对该原则的突破在很多领域都有发生,这足以看出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对其进行突破是很有必要的。第二部分是对该原则在建工领域突破的概述。首先,实际施工人这一术语在实践中一直存在分歧,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认定,笔者通过分析各种观点最终总结出实际施工人所应具备的几大条件,并通过分析实务案例的方式使其界定更加清晰。其次,针对实际施工人诉权的基础问题实践中也存在争议,笔者通过对各种学说进行分析得出其诉权的基础应当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说。再次,由于建工领域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对于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实现以及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都有益处,因此,在建工领域对该原则进行突破是十分有必要的。第三部分是该原则在建工领域的突破应当受到限制的论述。首先,笔者通过检索实务案例的方式发现最高院对于借用资质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是否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方主张工程款这一问题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高院越来越倾向于此种情形下的实际施工人不可以向发包方主张工程价款。其次,针对与实际施工人没有签订合同的承包方、转包方、违法分包方是否应成为责任主体这一问题,各个法院的观点也不相同,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下应当坚持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这些主体不应该成为责任的主体,仅只有第一手的发包方单位应当成为责任主体。最后,发包方应当仅在未支付给总承包人的款项范围内承担责任,对于承担责任的范围应否包括未支付款项的利息问题,最高院的判决也不相同,笔者认为发包方承担责任的范围只包括未支付的款项而不包括款项的利息。第四部分是对该原则在建工领域的突破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完善建议。首先,在建设工程领域突破合同相对性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并不充分,并不能实现保障农民工利益的初衷。其次,笔者通过检索实务案例的方式发现在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法院在涉及到工程价款结算问题时,都是按照无效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进行结算的,这就导致了无效合同实质上变成了有效合同,这将对法律的实质正义造成极大的影响。此外,笔者通过搜索与实际施工人及其虚假诉讼的案件数量的方式发现与实际施工人及其虚假诉讼的案件呈指数型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建工领域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使得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情形时有发生。最后,由于发包人无权对实际施工人主张权利且承担大部分的举证证明责任,这对于发包人权益的保护起到了负面作用。通过对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处理工程违法行为,加强对施工企业的监管以及严守合同的相对性为原则等方式完善建设工程领域对该原则的突破。通过对该原则和其突破进行学理分析,再通过实证研究法深入到建设工程领域对该原则突破的必要性、限制以及缺陷进行分析,并在分析前边几个部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完善该原则在建工领域的突破的一些看法。在具体分析该原则在建设工程领域突破的限制以及缺陷时,笔者搜集了大量实务中的案例,且大多都是最高院的案例,以此来达到实务研究的目的并增强其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