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风险社会中,不同的部门法之间都有各自的任务所在,理想的状态下,不同部门法之间应当是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对各种风险进行预防和化解。但从法律运行的实然状态来看,依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以行政犯的出罪困难为典型代表。由于刑法与行政法作为不同部门法所存在的价值追求差异,以及调整手段的不同,使得刑法尤其是与行政法的冲突愈加明显,司法实践中入罪与出罪失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判断标准不明确。表面上刑法与前置行政规范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合作,实际上却出现了各自“领地”的无序扩张,既有刑法过于前置对行政法调整领域的“侵蚀”,也有因“行政从属性”而导致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合理简化。为了应对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行政机关,我们需要其授予一定的立法权限,因为它对社会变化的反应最为灵敏,处在预防和化解风险的第一线,其本身也有相当的执法权力,如行政处罚与拘留,包括刑事案件的初查权力,而当破坏法益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行政机关所能控制的范围时,我们就需要动用刑罚的方式,以维护社会最低水平的利益平衡。从立法上看,空白罪状是刑法当中一种特殊的存在,它要求犯罪的判断需要以其他前置的非刑法规范尤其是行政法为前提。但在此过程中,因为结合了行政犯的双重违法属性,使得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并不清晰。尽管对于犯罪“定性+定量”是我国刑法的特征所在,然而这并不能当然地推论出行政违法与刑事不法也是仅存在量上的差异。因此,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司法实践当中,现有的“前置法定性,刑法定量”判断模式对于行政犯的出罪机制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应通过刑法解释的方法进行纠偏。本文坚持在法秩序统一的视角下,以违法相对论为基础,通过刑法独立性判断标准的确立,对行政犯当中的行政构成要件要素进行限缩解释,以防止行政违法行为被不合理地认定为犯罪。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部分一共分为四章,主要包括司法现状、原因分析、理论明确和具体应用进行论述。第一章是行政犯出罪机制的问题表现和原因分析,开篇列明了不同角度的相关数据材料,表明该问题的确有解决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之后是在立法和司法层面进行原因的分析。第二章的写作在于对比不同行政犯违法性判断模式及其理论来源,包括“量的差异说”、“质量区分说”和“质的区分说”,通过梳理不同的违法性判断标准,以阐述目前“前置法定性与刑法定量”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论证以违法相对论为基础的行政犯违法性判断标准的合理性。第三章主要阐述在明确以违法相对论为基础的行政犯违法性判断标准后,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进行刑法的独立性判断。以阶层犯罪构成理论进行,首先应当立足于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判断,并且要围绕行政犯罪名所保护的法益,明确刑法和行政法不同的规范保护目的,以减少前置行政规范对于刑法独立性判断产生的消极影响。第四章,通过探讨行政犯的违法阻却事由,论证在进行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的判断后,还应当进行违法性和有责性阶层的违法阻却事由分析,如行为明缺乏法益侵害性的不可罚情形、主观上存在违法性认识错误以阻却责任,并且通过社会相当性理论的引入,来提升司法裁判结论的合理性,来推动行政犯出罪机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