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日益保守,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下行的重要原因。本文以国内政治视角解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为理解中美关系乃至当今国际关系提供更加积极的角度。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分别将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作为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强调国内政治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定性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和外交政策分析法,将中介变量具体划分为战略文化、政治结构与国家—社会关系,并建立起大国认知、决策过程、议题设置三个路径以连接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美国的战略文化由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共同构成,具有二元性。战略文化通过影响大国认知的路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在不同时期,两种战略文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相对影响力不同。2008年以来,在全球化发展、中美实力对比变化等体系变动的影响下,美国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影响力上升,自由主义战略文化影响力式微,这影响了美国的对华认知,使得美国对华态度更加保守,并加剧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和地缘政治领域的竞争。两党制、总统制和政治机构组成了美国政治结构的基本架构。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选民利益的极化,放大了两党制的弊端,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政治极化通过影响决策过程路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在决策过程中,两党在对华合作与纷争的议题选择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两党内部的极化增加了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在具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两党在同一议题上的分歧增大,这使得国会对决策的影响力下降,白宫影响力上升,因此白宫人事任命的特点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公众舆论、政治参与、利益集团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美国利益集团的固化,给美国带来了社会问题,公众舆论日益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精英,民粹主义崛起。在此基础上,左翼民粹势力与右翼民粹势力壮大,成为民粹主义这一社会思潮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媒介,并进一步提升了民粹主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民粹主义通过影响议题设置路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在议题设置过程中,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特点使得美国更加关注中美关系中的经济议题;民粹主义反精英、反建制的特点则提升了非传统政治精英与总统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使得美国对华议题设置中的个人色彩突出,增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本文以国内政治为视角展望美国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趋势不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战略文化上,现实主义战略文化将继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这将使得美国对华认知更加保守与消极;在政治结构上,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好转,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将更加突出;在国家—社会关系上,民粹主义浪潮虽因新冠疫情稍有回落但仍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中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