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研究迪斯尼影片中的“他者”身份通常从三方面进行:符号层面、符号活动的主体(比如,电影消费者、电影出品者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毫无疑问,迪斯尼电影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可供人们探讨“他者身份”,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一层不变的科学结构,而是一种产品,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活动。然而,人们习惯上把迪斯尼电影当成纯洁的、去伪存真的艺术形式,其所表现的是超时空、跨文化的永恒真理和价值。这样以来,迪斯尼就成了一个通过电影话语构建权威的场所。在这种情况下,观众总是要和电影文本保持一定的距离,丧失了话语活动中的主动性。但是,随着文化研究在西方的蓬勃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精英文化价值观下的知识结构可能束缚独立的思想,使人蒙昧。于是,在各种文化批评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更加辩证地观察和分析知识是怎样形成的。 符号学、新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说、罗兰·巴特的神话理论以及尼采的反历史主义的思想等一起构成了本论文的多视角和跨学科的批评方法。在这些解构主义批判者的视域里,迪斯尼电影所谓的“干净、健康和天真”的招牌实际上是一种比其他话语更容易施加权力和控制意识的话语形式。由于迪斯尼电影的对象是儿童,所表现的是“经过加工和处理的天真、烂漫和无邪”的世界,所以长期以来,它的这种“非主流电影的身份”并未引起影评界足够的关注。而后殖民理论和批评所热衷的“他者身份”就更少为迪斯尼影评者所论及。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中,谈论强势文化中的“他者身份”、操守弱势民族的文化、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他者身份”与人们的认识规律、知识结构和价值观等密不可分。比如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神话学、历史主义都涉及到了“他者”问题。那么,从这些概念入手来探讨迪斯尼电影,比如像《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灰姑娘》、《睡美人》、《森林之书》、《小海女》、《美女与野兽》、《阿拉丁》、《狮子王》、《风中奇缘》、《钟楼驼侠》、《大力士》、《花木兰》和《人猿泰山》等,就能找到“他者身份”的各种表现形式。表面上看,这些耳熟能详的荧屏故事是孩子们打发时光的好去处。但实际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每一个故事的讲述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地巩固或构建“说话人”的话语权。就本论文所探讨的主题而言,这种话语权是在不断地强调“我-他者”的各种关系中得以实现的。在以美国为中心所构建的话语中,“我”和“他者”(包括所有的非美国意识形态的人)处在对立的态势之中(尽管这种对立有时是显现的有时是隐含的)。“我”(美国文化及价值观等)是中心、主流和统治者:而其他民族(其至欧洲人)都是“我”的对立面,即边缘、非主流和受支配的一方。迪斯尼电影通过改写、重讲这些“老生常谈”的故事表现了自己的权力意识。从孩提时代起,不知多少人就成了迪斯尼电影(文化产品)的忠实的消费者。试想当今世界上有哪几家文化机构或团体能在霸权的滥殇中与之匹敌?迪斯尼电影中“他者身份”的再现,让人们从“我”与“他者”关系中看到了后殖民时期霸权主义运动的轨迹,增强了人们反殖民和帝国主义的意识。毋庸置疑,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话语当中,“天真、烂漫”等只是霸权的幌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