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联动在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愈加严重的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传统的环境治理属地原则使得跨域污染治理工作受制于人为的行政区划划分,受地方利益中心主义的影响,难以就跨域环境污染治理取得良好的治理成效。区域法治理论内含的中央与地方、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使其可以调节区域利益与地方政府利益,成为解决牵扯数个行政主体的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的关键。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治化在实践中主要包括跨区域环境联合立法、跨区域环境行政联合执法、跨区域环境联合司法三部分,但实践中,地方政府横向合作意识薄弱、沟通机制缺失以及地方利益中心主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整体环境治理成效不尽如人意,需要在总结现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京津冀是最早开展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地区之一,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研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多次发布自上而下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引导京津冀区域环境联合立法,京津冀三地地方政府也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就区域内重大的大气污染问题进行主动协商,开展横向联合立法工作。京津冀地区环境联合立法成果丰富,但是在环境联合立法法律依据缺失以及联合立法协调机制缺位的情况下,区域环境法律法规普遍面临内部横向立法冲突、联合立法内容原则化的弊端,难以取得预期的治理成果。区域环境联合立法工作的完善可以通过拓展联合立法形式以及完善横向立法沟通协商机制两方面入手。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颁布区域示范性文本、区域协议以及交叉备案等途径丰富跨区域环境联合立法形式,并逐步完善包括联席会议、联合立法工作小组、信息公开以及公众参与制度在内的横向立法协商机制。区域环境联合执法工作是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工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保证环境治理成效的关键。我国跨区域环境联合执法根据合作的模式、主导力量以及中心任务等因素分为横向环境联合执法模式、纵向环境联合执法模式以及综合环境联合执法模式。京津冀区域环境联合行政执法工作尚处在初级阶段,环境联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呈现任务导向性,缺乏常态化管理机制使得联合执法工作呈现碎片化,执法效果反复。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依据的缺失使得环境联合执法的主体、程序以及责任都难以明确,加上横向沟通协商机制的缺位更使得环境联合行政执法工作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成效。跨区域环境联合执法工作的完善一方面需要联合立法工作对联合执法主体、程序及责任追究机制进行立法补充,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包括联合执法的信息共享、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在内的横向沟通协商机制保障环境联合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