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世界伦理思想史上，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其完备的理论形态、独特的发展历史、对实际道德生活的有力干预，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对不同国家的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均产生了程度不等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说，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经历了从萌芽、产生，到发展、成熟，再到衰落，最后走向终结的全过程。这一过程伴随了苏联国家的诞生、发展、强大、没落和解体的整个过程，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所经历的历史兴衰，也同样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兴衰的见证者。本文力图完整地解读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历史，论证其内部的理论逻辑体系，并从伦理学的研究视角反映从社会主义苏联向资本主义俄罗斯的根本转变，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终结和苏联解体的这一事实证明道德伦理和社会发展变迁的作用与反作用。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基础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其内容是丰富的，形式也是多样的。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之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几乎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目前，俄罗斯伦理学界把20世纪苏俄伦理学的发展史划分4个阶段:各种伦理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涌入时期（20年代中期之前）;伦理思想具体分化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俄罗斯侨民伦理学时期（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苏联伦理学”时期(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俄罗斯伦理学时期（90年代初至今）。其中，处于第3个阶段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指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苏联共产党人从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需要出发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苏联化。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者把“苏联伦理学”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认为“苏联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史上伦理思想由关注道德意识形态向致力于道德理论研究转变的一个特定阶段。在20世纪的苏俄伦理学发展的过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苏俄伦理学领域绝大部分最有学术价值的伦理学理论问题和道德范畴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也正开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就，并成为后来全部伦理学研究的理论依托，它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一些学术立场和态度的变化也逐渐发生在这一时期，包括后来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引向终结的人道主义化、多元化、非理性主义等。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既是苏联社会变迁的反映，同时也对苏联社会制度的变迁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文是按着历时态的理论发展路径展开的:　　绪论部分简要概括了20世纪苏俄伦理学发展阶段及其总的发展特点，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萌芽和产生之时伦理思想的流派纷争，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等人所作的伦理学贡献，回溯了有关“党的伦理”、“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的关系”等讨论，并指出了讨论的结果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20年代至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在苏联的确立时期，道德劝解和道德教育是这一时期伦理学发展的总特点，这一时期是伦理学思想体系由外在的道德指令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科学化、体系化迈进的时期。马卡连科、克鲁普斯卡娅、加里宁、斯大林等人均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意识形态和伦理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2章主要探讨的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它涵盖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最初的学科建设、最早的共产主义道德文献的制定、第一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一些最基本的伦理学范畴的提出、首次全苏伦理学会议的召开等，都表明了处于规范的科学理论研究轨道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50年代，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相伴而生的人道主义化也初露端倪。人道主义转向同当时苏共的政策导向、苏联哲学的学术倾向、精神领域对人性加以重视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突出强调，其具体的目标、内容、原则及其特点被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观念上的重视和理论上的长足发展直接促进了后来被写入党纲的《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的生成。《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式形成的标志。5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恰好处于30、40年代和80、90年代的之间不偏不倚的位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保证了伦理学在其后的若干年间相当有建树的发展。　　第3章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为中心议题，它也是本文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60年代，伦理学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理论的科学性明显增强，学术意义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正式确立。一些诸如伦理学范畴、道德的本质、道德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道德评价和道德判断的真理、幸福和生活的意义等问题都被纳入学者们讨论和研究的视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为苏联伦理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伦理学是科学”的研究导向正式确立下来。60年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上的“施什金”时代。施什金在伦理学基础理论、伦理学史、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对经典著作的研读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主要代表作有:《共产主义道德原理》、《伦理学说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文选）》等，施什金的研究活动是60年代伦理学研究活动的缩影，他的著作能如实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理论认识水平。伦理学研究的人道主义化已经清晰地表现出来，人道主义成为共产主义道德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伦理学界对个体道德问题的研究兴趣不断增长，“人”被看成最伟大的价值。共产主义道德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理论形态清晰地共存于6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当中。　　70年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收获季节，它是内部有着密切逻辑关系的伦理思想学说和伦理学体系共同发展的时期，它也是第4章的中心内容。以季塔连科、德罗伯尼茨基、古谢伊诺夫、阿尔汉格尔斯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有建树的学者集体成长起来，为伦理学献上了诸如《道德概念》、《道德意识结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道德的社会本质》等学术力作。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道德的结构和功能、道德价值、个体道德及其行为等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呈现出注重形式—逻辑的研究特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范畴的体系化也日渐突出。政治导向的变化、西方伦理思想的影响、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政策的号召、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伦理问责等原因促使了伦理学研究的人道主义化全面展开。从70年代中期起，人道主义开始从具体走向抽象。总的来讲，70年代，思想价值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在苏联伦理学框架内趋于统一:和谐高尚的道德生活见证了伦理思想的健康发展，伦理学研究的科学化也印证着人们道德认识水平的提升。　　第5章的任务是寻找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由平稳而有建树的70年代向多元而不确定的80年代后期过渡阶段的发展规律。它的时间跨度不大（80年代初期至中期），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响力大的著作较为鲜见，但学术争论比比皆是。“争论多，定论少”、“总结性的著作多，理论性的著作少”成为此时突出的特点。70年代的理论成果更多地与实践联系在一起，呈现出较大的实用性。关于“伦理学还是道德学”、“道德教育的现代性”、“伦理学的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讨论，阿尔汉格尔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结构、基本方面》，以及代表莫斯科大学集体成就的《道德选择》等著作都能明确地反映出这一时期伦理学研究的鲜明特色。一些伦理学家的学术立场开始发生转变，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产生在众多的争论之中。伦理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既是对先前的总结，又是对后来反思和蜕变的准备，它与前后紧密相连，起着重要的衔接作用。　　把“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终结”作为整个论文结尾的第6章，既符合历史的发展脉络，又能体现文章的内部理论逻辑结构。在80年代中期至1990年的这段时间里，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经历了前期喋喋不休的争论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陷入了伦理反思。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反思与一个政治导向（政治“新思维”）、两个代表人物（弗罗洛夫、古谢伊诺夫）、三个新的研究视角（宗教伦理学、生态和科技伦理学、非暴力伦理学）密切相关。在伦理反思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完全摒弃，所谓道德的全人类利益否定了阶级利益，抽象的人道主义上升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以政治“新思维”为指导的新伦理学代替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90年举办的“改革和道德”的“圆桌会议”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终结。　　正是在对苏联伦理学的反思当中，唯心主义伦理世界观、宗教伦理世界观、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世界观复活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让出了伦理学的主流地位，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终结了。　　纵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苏俄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除了领会其比较完备精深的理论体系之外，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由盛而衰、由衰而终的历史轨迹。统治今日俄罗斯伦理学领域的是伦理思想的多元化、走向极致的人道主义化、非理性主义化和新教条主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