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天津市县为中心，重点考察建国初期的土改进程。本文认为，土改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结构，一种是斗争权力，另一种是规训权力。斗争权力将一部分人作为阶级敌人予以消灭，而规训权力则是要将地主和农民全都置于其控制和改造之下，使整个社会纳入到同一种模式中，所以规训权力的核心是监控。　　建国后的土改中，中共既要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对地主和农民进行改造，又增加了工业化的目标，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力规训。在工业化的口号下，这种规训权力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监控体系。其一方面仍旧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另一方面则将这些阶级塑造成有待工业化改造的行为主体，比如地主、农业资本家和农民，然后不断对其进行控制和改造，使之纳入到同一种模式中。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时期，同样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口号下，中共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监控体系，力图将整个社会置于其控制之下。　　通过对于天津土改的考察，本文意在表明，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共土改的动员口号，它是一种规训的文本，有着其必然的局限性，社会需要更多元化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