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规避能够降低企业税负，增加现金，是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将本应分配给政府的利润留存下来，增加企业税后现金流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税收成本及非税成本。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发现企业高避税会产生种种的负效应。那么这样的负效应会造成怎样的经济后果？其作用机制会是什么？又该如何缓解？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4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企业避税和银行信贷融资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探究。本文首先从信号传递理论出发，重点考察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避税的负效应是否会增加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融资的难度，如果避税负效应对银行信贷融资的抑制作用确实存在，那么这种作用在避税程度不同时是否会存在差异；其次，考察企业避税影响银行信贷融资的作用机制，检验会计信息质量和内部代理成本是否是避税影响银行信贷融资的两条路径，并且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引入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数据，探讨直接持股的持股方式对会计信息质量和代理成本的影响，能否有效缓解企业高避税对银行信贷融资的负作用；最后，考虑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去考察政策频繁变动引发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避税行为及其银行信贷产生怎样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1）企业避税行为会作为一种信号传递给银行，影响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水平，而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避税程度越高，信号作用越强，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融资的难度越大，而避税程度低时，这种负向作用则不明显；（2）企业避税程度高，会引起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和内部代理成本的上升，进而引发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增加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会计信息质量和内部代理成本是企业避税行为影响银行信贷融资的传导机制；（3）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对会计信息质量低和内部代理成本高存在治理作用，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会使得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提高、内部代理成本下降，从而减轻企业高避税对银行信贷融资的负向作用，从侧面反映出会计信息质量和内部代理成本是企业避税影响银行信贷的具体机制；（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会提高企业的避税程度，从而对银行信贷产生更强的负向作用；并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对企业避税和银行信贷间负向关系的抑制作用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表现更明显，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时作用不明显，这表明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发挥了替代效应。　　本文首次将企业避税、会计信息质量、内部代理成本以及银行贷款四个变量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下，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避税行为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传导机制，拓展了以往的研究，并深化了我们对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以及信贷融资影响因素的认识，对企业的财务决策有重要启示，也对未来上市公司的股权安排和资本市场监管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