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历史剧主要是以一批现代剧作家构成创作主体,建国后登上剧坛的年轻史剧家积极参与,大多创作和发表于1958—1962年之间的一大批历史题材的话剧作品。它是在泛政治化创作语境下形成的一种复杂而独特的话语形态体系,作为史剧家们建国初表现现实题材创作转型失败后形成的“政治无意识”积淀升华的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呈现出在总体上对人民讲述“民族寓言”,而在具体寄寓上又对历史进行“多样化”解读的双层意蕴。 它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在尊史写剧、完全虚构、“失事求似”这三种不同的“历史”呈现方式中,以“失事求似”为主;以情节推进式为主的结构模式,由于强烈的政治思维定势的规训与制约,造成了极为明显的“非整一性”现象;所塑造的历史人物形象多具有演绎政治理念的功能及代码;以曹禺的《胆剑篇》为代表,形成了“历史/现代”形态的亦古亦今、化古为今的独特语言风格。 在话语价值层面上,17年历史剧在承载着演绎权威话语所建构的各种新历史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流露出工农兵文学颂歌话语模式潜在的制约与影响的同时,还凝聚着17年中,特别是1958至1962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所赖以生成的信息基因,折射出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态与价值向度,从而成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镜像;其次,以历史剧的形式进行话语言说还昭示着史剧家们内心世界潜隐着的种种矛盾的心理与欲望,以及对历史和生活的独特思考。 从1963年开始,随着“大写十三年”口号的提出和“两个批示”的发表,历史剧探索的良好势头嘎然而止,并迅速退出了“中心”,进而是长久的告别,这主要是因为权威话语对历史剧下了逐客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