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7年间，中国农村经历了一系列剧烈的变革。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实现对传统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本文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选择以政治传播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1949-1956年中国农村的政治变革，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这一时期是中国农村政治传播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同时也是农村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历史时期之一，考察这一时期的传播体制、形式、方法，评价其效果，对于理解传播在促进农村变革中的功能具有典型意义;其二，1949年之前和之后，国家在社会底层的动员能力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行农村变革的基本方式之一，选择这一时期政治传播作为考察对象，为分析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引入了新的理论视角。　　论文主体部分首先从两个方面对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历史遗产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一是中国传统农村政治传播的特色及20世纪前期的演变;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农村政治传播经验。　　以此为前提，论文分别运用组织传播、群众动员、大众传播、符号传播理论探讨了1949-1956年间中国农村的政治传播及其功能。组织传播主要围绕这样几个问题展开:新生政权如何在农村建立起高效的组织传播体系，中央高层的决策信息如何传达到农民那里，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哪些常规的和非常规的形式来确保组织传播的效应，群众动员则着重探讨了党针对农民的动员方式及其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在建国后的土地改革中，党采取了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动员技术，不仅让农民分得了土地，还有效地教育、发动和组织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对共产党的信任、共产党的政治许诺、利益诱导和典型示范、农村积极分子的政治热情和领袖的号召都是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快速而稳步进行的因素。文章还分析了大众传播促进农村社会变革的功效。遍及全国农村的宣传网在1949-1956年间迅速建立，宣传员、报告员深入农村基层进行宣传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收音站、收音员、广播大会等形式扩大了广播宣传网的影响力;流动电影放映网等宣传形式也在教育和影响农民政治行为的过程中也发挥到了重要作用。各种政治符号也在农民政治社会化和农村变革中发挥了影响。各种符号象征形式成为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动员的重要手段，革命的话语、象征物、仪式活动都发挥着情感动员的功能，并努力把新的意识形态嵌入农民的精神世界。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1949-1956年间中国农村政治传播的特色及其促进社会变革的功效进行了概括。这一时期的政治传播是主要战争宣传动员体制的延续，同时也受到苏联宣传模式和中国传统传播文化的影响，并具有直接针对农民进行鼓动的特点。党在广大农村建立了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传播体系，并成功地克服了庞大组织体系的固有弊端，实现了政治信息的高效率传播;党的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保证了新政权在农村基层的动员能力和整合功能;国家宣传网使来自不同渠道的政治信息高度一致和不断重复，多种大众传媒与人际渠道相结合的宣传方式产生了积累效应;新生政权还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符号化的政治权力来重建农村秩序，新的政治符号系统发挥了无形的强制功能，制造并维持着农民的生存幻象。　　本文研究表明，政治传播在1949-1956年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促进农村社会改造快速而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