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一种分工合作不断扩展的秩序，分工合作必然产生规模经济效益，每个人只要掌握少量的专业化的知识就可以参与分工合作，通过交换关系来利用其他人的专业化知识。 市场经济的前提之一就是其中的主体(个人、企业等)具有充分的自主性，自主性的实质就是拥有自由的权利，自由是人最重要的本性。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全球化的经济制度，相对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制度，其先进性就在于，它激励身在其中的个体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的一切潜能去生产创造，不断实现个人利益和个体的价值，同时也促进了他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繁荣，而这一切，都必须以个体(个人、企业等)的自由为前提。自由的权利完全依赖于公正的法律去界定和保护。在市场经济中，财产权(产权)是个体最重要的基本权利，要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必须明晰产权、保护产权。 市场经济的逻辑告诉我们，当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他经常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所得到的效果更大。这里面有着深刻的伦理学上的含义。帕累托最优给我们的启发是：市场经济鼓励自利最大化，但不支持损人利己。一个趋利的行为者只有认识到与他人的依存关系，即在“共赢”中才能达到自己利益的最优结局。博弈论的讨论则进一步说明：局中人能不能达到“最优”实际上与他的伦理观不无关系。重复博弈实验表明，达到“最优”需要的不是“永远背叛”型伦理策略，也不是“永远合作”型伦理策略，而是“一报还一报”型伦理策略。“一报还一报”型策略具有四个伦理特征：即“善良”、“宽容”、“不懦弱”和“不嫉妒”。“善良”是指开始总是合作，并且只要别人合作就一定以合作待之；“宽容”是指很容易忘却对方过去的“错误”(即背叛)，一旦对方“改过”，即重新恢复合作；“不懦弱”是指对对方无理背叛是可以反击的，就像以合作回应合作一样对背叛当以背叛回应之：“不嫉妒”是指当对方获得的收益和你一样多时，你仍然很高兴，而且乐于继续与对方合作来获得更多的收益。由此可见，“以德报怨”伦理观缺乏工具价值和工具理性，“以直报怨”伦理观与“一报还一报”型伦理策略十分相似，具有应然和实然兼而有之的特性。在一次性博弈中主动采取“合作”策略是市场经济主体建立诚信形象的有效方式，而一个人一旦在他人或社会大众心目中树立了诚信的形象，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与他合作共赢，因此，在一次性博弈中主动采取“合作”策略是更有利于个人利益的。 理性推演只是伦理道德形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虽然道德对于个人和社会是有用的，美德能给个人带来利益，给社会带来繁荣，但是这种有用性并不能必然导致道德的生成，道德是一种情感上的评判，形成道德的机制是“同情”，这里的“同情”指的是感受他人情感的过程，而不是通常理解的怜悯，“同情”是道德生活的基础。道德判断的标准取决于无偏观察者通过“同情”机制是否认同被观察者的动机和偏好，通过无偏观察者对“囚徒困境”模型中双方的“同情”，我们可以发现，采取合作这一利他的策略在道德上是善的。 今天我们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去除其中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如伦理中心主义的道德本位论、家庭中心论伦理观、重义轻利或以义代利的义利观；继承和发扬其中与市场经济伦理相适应的部分，如个体德性伦理、义利统一的伦理观(如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思想)。 马克思认为伦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即利益关系之上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邓小平把经济与道德、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结合起来，抛弃以往将两者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邓小平坚持义利相统一的原则，将功利主义建立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辩论统一的基础上，把动机和效果统一起来，注重实践性，强调效果，反对脱离实际行为而空谈道德。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为此需要建立高效的信息传输系统，加强对产权的法律保护，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倡导集体主义的功利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