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于人类，是一个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问题；但是生存意义的追问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却成为一直以来纠扰不清的问题。从传统哲学中对“本体”的追问到现代哲学中对“自我”的寻找，实际上都是身处于纷繁世界的个体，在主体意识逐步觉醒过程中为自己生存意义定位的问题。自古希腊以来，传统哲学中对“本体”的追问，试图给予个体生存一种“崇高的意义”，“无我”和“忘我”成为主体最崇高的精神追求和最有意义的生存目标。但是，随着文艺复兴主体意识的启蒙，充满创造性冲动和能动性自觉的主体，面对着这些“崇高意义”感到的不是发自内心的激情昂扬，而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负，所以，在近代哲学中颠覆了“崇高意义”之后树立了“寻找自我”的旗帜，通过理性的觉醒来唤醒个体生存的意义。近代理性中对个体生存的本质把握是片面的，所以这一时期，人的觉醒和人的发现最后在尼采哲学中以对理性的全面颠覆而告终。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中，也对个体的生存及其意义进行了不断的追问，从海德格尔到萨特，他们的理论中有一种极其贴近“自我”，关照“个体”的人文关怀，尤其在萨特哲学中更加散发着一种“人人成为自己的上帝”的期待，企盼“自为”与“自在”融合为一。“此在”最“切己”的“谋划”，是对个体生存最好的时间注解。但是，他们忽视了人的存在方式的社会性和条件性，人文关怀终究不能代替现实变革。对人的社会本质属性的不觉醒，人的生存依然在一种悲观和迷惘的情绪中徘徊。以麦会太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把个人生存和社群紧紧联系起来，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麦金太尔把社群中的个人定位于“美德”，每个个体存在不但是一个实然的存在，而且还包含了一种美德期待和善的价值判断。现实生活又是具体的，仅仅靠一种“美德”实践是无法给予个体生存一种意义启示。社群主义者没有生产关系的概念，不能看到现实生产力在社会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因此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本质，也不能真正揭示个人与社群的关系。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要明确个体对生存意义的质疑和追问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生存的理论上的讨论，而是人的一种精神生活的必然追问。生存者的个体，只有在一种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达到个性的觉醒，才能真正完成个体对生存意义的自觉追寻。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一方面要强化公民个体对社会的归属与认同感，培植一种公共精神；另一方面，整体社会中也要营造一种平等、宽松、和谐的社会坏境，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感受到生存的尊严，切实减少、消除种种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阴暗现象。理想社会的建构和理想个体的生存是同步的，和谐社会的实现最终是以每个个体生存意义的充分实现为标志的。从每个个体角度来谈论生存意义，其本旨不是为某一种具体的答案，而是要唤醒个体理性的自觉。理性对自身生存的拷问，期待能够给予我们每一个生存个体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能使我们在各自不同的生存境遇中超越出来，能够从一时、一己的得失中走出来，始终保持一种昂扬的姿态面对生活，真正发现并且实现自己个性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