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着力探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美学和政治观的辩证关系。数十年来,这一主题曾被文评家们广泛讨论,并随着现代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持续成为伍尔夫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课题。其中,克里斯婷·弗鲁拉(Christine Froula)的分析尤为鞭辟入里。弗鲁拉论证了伍尔夫以及布鲁姆斯伯里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从智识和精神上继承了康德的启蒙理念,指出伍尔夫及布鲁姆斯伯里的精英们深受“社群协和”(sociability)这一人类最高理想的影响,进而热切追求人权、自主、和平。论文以弗鲁拉的分析框架为基础,但对弗鲁拉之于布鲁姆斯伯里知识分子的同一性解读提出商榷;认为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树一帜,着重价值建设;而其夫伦纳德·伍尔夫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则侧重于制度建设,他们分别代表了布鲁姆斯伯里内部对同一个启蒙理念的两种不同路径。论文阐述了价值和制度是两个密切关联而非相互对立的范畴,二者的区别更多在于其表现方式而非实质内容的差异。然而,由于价值建设和制度建设各自的特性,当面临在制度或个体、行动或观念、参与或批判间作出优先选择时,价值建设和制度建设两者之间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的张力。在价值与制度这一坐标系中,论文进一步引入“自我塑造”(Bildung)这一18世纪德国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在19世纪被制度化了的变体;由此深入探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美学观和政治观的复杂关系,揭示出伍尔夫的价值建设倾向与席勒、洪堡等德国思想家倡导的“自我塑造”理念间的亲和关系。最后,通过对伍尔夫三本成长主题的小说:《远航》、《雅各的房间》和《奥兰多》的并置文本阅读,进一步阐明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我塑造”理念的独特性,以及这一理念如何深入微妙地调和了她的美学和政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