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时期文学”起源期的代表性文学期刊为中心,通过梳理其编辑部组成以及办刊方针,试图打破以往对于“新时期文学”相对单一的文学史想象,呈现“新时期文学”的复杂性与多元面貌。第一章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第一节梳理《人民文学》1972年以李季为首的团队的复刊经历;第二节梳理《人民文学》在“四人帮”的牵头组织下的复刊经历以及编辑部组成;第三节主要整理《人民文学》在1976年由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引发的一次风波。前三节是《人民文学》在“文革”时期的活动,1972年并未成功的复刊以及1976年的“创刊”和具体运作体现了当时文艺与政治的特殊关系。第四节进入到“新时期”,张光年上任主编,编辑部改组;第五节整理刘心武及其《班主任》的发表始末;第六节讨论《人民文学》对“伤痕文学”的推动。本章后三节处理的是《人民文学》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文学活动。同时,本章结尾总结《人民文学》两个阶段的办刊方针,勾勒《人民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改革派”角色。第二章以《文艺报》为中心。第一节梳理《文艺报》1978年复刊始末以及编辑部的组成;第二节讨论《文艺报》复刊之初,如何与《人民文学》相互呼应,为“伤痕文学”制造声势,参与“伤痕文学”的经典化。在这一时期,《文艺报》与《人民文学》等站在同一立场上,是文坛改革的先行者。第三节从1980年《文艺报》的编辑工作报告入手,分析由“现代派”导致的激烈学术论争里,《文艺报》的立场态度。此时,《文艺报》的立场出现了改变,并与《人民文学》等发生一定分歧,本节将讨论《文艺报》立场改变的原因以及变化路向。本章结尾将呈现《文艺报》在复刊后两个阶段的办刊方针。第三章以《诗刊》为主要讨论对象。第一节梳理“文革”期间的复刊经过以及编辑部的组建。第二节梳理《诗刊》编辑部在1978年的整改,以及办刊方针的改变。第三节整理“今天派”诗歌的出现与《诗刊》的发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朦胧诗论争”,由本节的分析可以看到,《诗刊》的态度立场受到编辑部人员的态度立场的制约,而编辑部成员的思想立场也未能统一。同时,本章结尾也将分析讨论《诗刊》在编辑部整改前后、朦胧诗论争前后的立场态度和办刊方针的变化。第四章的中心是《时代的报告》,这是一份现有研究成果不多却颇具典型性的期刊,代表了“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相对保守的文学想象。本章第一节整理《时代的报告》的创刊以及其“思想评论”式的办刊风格。第二节梳理其在“《苦恋》风波”中的立场态度以及所受质疑。第三节讨论刊物在“本刊说明”事件中所引起的争议以及最终覆灭。本章结尾将对《时代的报告》的办刊方针进行分析。综上所述,本文以四份代表性期刊为中心,通过分析四份期刊的编辑部构成以及办刊方针,讨论它们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分别代表的不同态度立场,这几种不同的态度立场相互激荡,构成了“新时期文学”起源期的多元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