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越诉》条，为“诉讼”12条之一，而列在该门之首，可以说是“诉讼”门的首要问题。该条律加上小注，不过103个字，却含括越诉、上控、直诉的内容，与诉讼程序密切相关。清代的法规体系，是由律、条例、事例、则例、章程、成案、禁约告示等组成，不同种类的法律规范稳定性不同、效力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因此，梳理与“越诉”律相关的条例、事例、则例、成案、禁约告示等，就成为研究越诉法规的首要问题。从历史沿革来看，清“越诉”律基本沿袭于明代；从社会发展来看，“越诉”的条例、则例、事例、成案数量较多。在梳理有关越诉的法规之后，按照法规的内容，区分为基本罪名、延伸罪名、扩展罪名。罪名及其内在的逻辑，是全面认识“越诉”问题的基础，也是当时当代立法水平的表现，也深刻地影响着法律的实施。越诉是越级控诉，它不同于上控和直诉，更不同于申诉。在清代文献中，没有直诉之名，而多见的是叩阍、京控、上控。当代的研究并没有加以细致分析，甚至讲：“叩阍，又称京控，俗称告御状”。不但将京控纳入直诉来论述，而且不加区别，其误解是明显的。因为《清史稿·刑法志三》将京控与叩阍分别定义，而且京控与叩阍的审理程序也不相同，本文就这个问题，从审理程序及量刑定罪方面展开论述，并且通过叩阍、京控、越诉（含上控）案件的审理过程，分析其中的不同，以期在更正前讹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京控与叩阍的问题。清代越诉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痼疾，虽然有“越诉”律例对越诉进行规范，但不能够消除越诉。在人民千方百计上京城的情况下，统治者期望通过制定严格的律例加以限制，却也是一法立一弊生，不但有大量的冤案，更造成冤狱难伸，人民忍无可忍，往往以过激的行为进行越诉，甚至以械斗、打冤家的方式寻求自我解决纠纷。因此对“越诉”律例的法理分析，来理解该律例的真正内涵；从社会反映，来看民众越诉成功的主客观有利条件；从“冤”的塑造及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来分析民间对待越诉的态度；从专制制度、司法制度来探讨越诉案件不断增加的原因。应该承认，“越诉”律例起到规范司法诉讼的作用，不但给统治者提供监督各级官吏违法乱纪的行为提供方便，也可以通过一些冤案的处理，塑造“天王圣明”的形象，部分缓解对法律执行抵触的内在张力。清代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控制官僚的规则体系，但皇帝与官僚们的利益诉求往往相悖，君与臣的对立，也使得“越诉”律例的制订、实施形成冲突。君要防臣，而臣也定要欺君。因此在越诉案件处理上冤案在所难免。总之，清“越诉”律例的诸多特点是由这种皇帝官僚体制所决定。官僚营私无可防止，诉讼制度本身的矛盾，统治者在接受错误信息基础上的决策失误，以及与其他制度衔接的不畅，都是影响“越诉”律例认真贯彻执行的主要原因。越诉案件的办理还是皇帝或中央考核地方的重要内容，因而在客观上起着监察的作用，对地方的官吏队伍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在法律制度与统治制度的关系上，“越诉”作为清代法制建设的一环，它既体现了统治者加强权力的需要，也是为了规范社会秩序。这种权力的加强与秩序的规范，是与统治者的法律政治哲学与理念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