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全球价值链和产业结构正在被重塑,创新驱动日益成为各国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战略。唯有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抢占世界创新高地,才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规模高居世界第一,但是也必须看到我国制造业存在着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诸多问题,制造业“大而不强”,距离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除此之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够突出,研发创新投入不足,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也不够完善。为了改变这一格局,我国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直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2014年,为促进企业加快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提高企业创新积极性,国务院第6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方案。随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文）,允许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企业可对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2015年国家又发布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06号文）,进一步扩大了可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优惠的行业范围。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切入,深入探究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希望为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参考。本文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首先从内生增长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基础出发,定性分析了国家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以促进企业创新的必要性,比较了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的差异,同时分析了促进企业创新的不同税收优惠方式的理论效果。紧接着阐述了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明确了政策效应主要体现在矫正外部性、加速企业资金周转、增加抵税收益三个方面。其次,本文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在我国的演变历史及实施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我国科技创新活动现状进行了分析。随后,本文选取了 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2014年和2015年两次政策冲击视作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政策激励效应进行了定量研究。考虑到绝大多数对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创新激励效应的研究都是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视角切入,而本文认为创新产出才真正体现了企业的最终创新成果,因此在核心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首选创新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引入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创新效率作为另一个被解释变量。最后,本文在得出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通过改变窗口期、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且考虑到由于企业的异质性因素对加速折旧政策的激励效果会存在差异,因此进行了异质性分析,以增强结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研究结果表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于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加速折旧税收优惠政策的确对企业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但是由于企业产权性质、规模、负债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加速折旧政策对不同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不尽相同。针对加速折旧在现阶段仍然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第一,继续深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改革,进一步扩大政策的适用范围并加大政策的优惠力度;第二,需要考虑细化加速折旧优惠政策,凸显出政策差异性,针对不同性质、不同条件的企业制定差异化的政策规定;第三,要注重政策协同配合,避免产生各类税收优惠政策交叉而效果抵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