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工具,其治理属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尤为突出。在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改革过程中,围绕指标这一治理工具形成了一套设计严密的技术系统,指标治理成为隐含其中的重要治理机制。指标治理存在于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是控制服务供给主体行为、过程与结果的重要治理手段,也是公共服务供给地方化与主体多元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例,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试图归纳和分析指标治理的运作逻辑、被治理主体的应对策略及其治理成效与限度。从政府角色视角来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经历了“政府包揽”、“政府缺位”和“政府归位”三个阶段,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机制,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供给责任地方化和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和非均等化等问题突出,公共服务的国家化成为解决服务供给困境的必由之路。公共服务的国家化是由国家统一规划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服务内容、支出责任和牵头单位等,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指标成为国家对各层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统筹管理的重要工具。基于此,公共服务供给的运行系统内部形成一项贯穿始终的治理机制——指标治理。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为切口,研究发现:公共服务供给中围绕指标形成“指标生成——指标下放——指标监控——指标考核”的运行机制,实现对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供给过程与供给结果的“强控制”。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指标治理是就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标准等制定相应的指标,并对指标进行层层下放和分解,在定期考核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指标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确定资金拨付数额并实施奖惩,从而保障公共服务项目的贯彻和执行,最终达成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目标。在指标治理的压力与激励作用下,被治理主体也展现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地方政府采取了统一性执行、排名式奖惩和多样性加码等项目执行策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表现出客户竞争、特别“沟通”和保守达标等达标策略。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行为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指标治理的作用效果。通过对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制度分析和服务供给主体的行为分析,研究认为指标治理在实现公共服务标准化供给、促进多元供给主体目标耦合与提高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方面发挥着正向作用。但也存在以下治理限度:无法调和服务标准化与需求差异化的矛盾、导致服务竞争理念与“服务内卷”实践相悖、加剧公益性动机和逐利性动机的博弈,进而存在潜在的损害公共服务地方化供给和多元供给效率的可能,需要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平衡的角度做出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