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近代和当代中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按照历史的脉络对其作了系统梳理。同时，以全面展现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传播为基础，对“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为什么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当今中国”等相关问题作了深入回答。本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主要有：截止到二战爆发前夕，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到1848年欧洲大革命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萌芽阶段，从欧洲大革命结束到19世纪80年代费边主义产生是其初步发展阶段，从费边主义产生到二战爆发是其最终形成阶段。二战前，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来源是相当广泛的，主要包括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思潮、1848年欧洲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英国工联主义、法国蒲鲁东主义、德国拉萨尔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英国费边主义、法国可能主义、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英国麦克唐纳社会主义、瑞典汉森的“人民之家”思想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等；其中，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以及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中国人最早接触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到维新变法时，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但是，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乃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仍然几乎全部来自日本和欧美；其中，来自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又占据主导地位。由于当时日本和欧美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已经严重地社会民主主义化了，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也都不自觉地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以后，来自俄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的主流；受此影响，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逐步向科学社会主义靠拢。但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和以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伯恩施坦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麦克唐纳社会主义和拉斯基的社会改良理论则是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民主主义派别。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主要对近代中国的四个政治派别产生了较大影响，它们分别是以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保守派，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及其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民国成立前后，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打着“三无主义”的旗号，贩卖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观点；20世纪20年代以后，江亢虎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主张，其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和美国；在两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梁启超提出了社会改良主义主张。张东荪与张君劢为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二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一开始就饱含社会民主主义因素；从1934年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到1947年中国民主社会党分裂的十几年间，两人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更加青睐，各自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堪称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民主社会主义者）。中国国家社会党与中国民主社会党是以张君劢、张东荪等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从政治纲领和政治活动来看，两党算得上近代中国最为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五四以后，孙中山越来越越倾向于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但他始终没有完全摆脱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没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除孙中山外，马君武、朱执信、叶夏生、钱智修、邓实、宋教仁、冯自由、林云陔、胡汉民、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大都脱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正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许多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内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便是他们的突出代表。二战后，尤其是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后，社会民主主义换用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名称。整个冷战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成了社会党国际各成员党的意识形态总称，在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经济政策、社会事务、国际政策等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苏东剧变时期开始，社会党国际与各国社会民主党逐步以“社会民主主义”替换了“民主社会主义”；然而，苏东剧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二战之前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变化。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序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大陆一统天下，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之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与西方社会民主党之间既有敌视与对立的一面，也有友好与接触的一面；其中前者是主流，而后者是支流。中苏论战时期，反对和批判修正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首要任务；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加速了我们党“左”倾思想路线的滋长，并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过，反对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也给我们党和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加注重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影响重新出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以及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党际关系，并保持友好往来；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我国逐渐受到热捧，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现了对瑞典模式的介绍和宣传，即所谓的“瑞典热”。苏东剧变前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出现了短暂曲折；因此，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逐步恢复，进入21世纪，两党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受此影响，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中共十七大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引发了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胜利，也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等其它各种主义或道路都是不能拯救旧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不能拯救近代中国的两个重要原因是：近代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不愿向人民群众妥协，从而使中国缺乏社会民主主义扎根、成长的土壤和环境；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所依托的阶级力量弱小。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不断加深，但民主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不适合当今中国国情的，我们决不能全盘接受民主社会主义，坚决反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对推动近代和当代中国的历史进步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还应当积极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经验，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