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濂是明代后期诗词曲文兼擅的著名文人。作为名门之后与商人之子,高濂自幼享有优渥的生活条件并具备良好的知识修养。由于出生后身体羸弱、兼有眼疾,高濂过早地产生了对于隐逸的追慕,虽也有应试并蹉跎多年,但最终还是如愿隐居于人间天堂杭州,恬淡自适,潜心于游赏、创作与鉴藏。高濂博学宏通,尤以戏曲闻名于世。同时,他还是图书古玩的收藏家,书法绘画的鉴赏家,书籍版本的鉴定专家,居室园林的设计师,以及染有浓郁道家色彩的养生学者。其传奇《玉簪记》,四百年来演唱不绝;其养生小品文集《遵生八笺》,如今已被列入“中医临床必读丛书”。然而,这样一位极富才情的文学家却《明史》无传,方志无详载,其诗集亦亡佚,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所以,本文试图全面梳理高濂其人及其所存作品,以期呈现这位远在明代的文学家的生存状态。第一章对高濂的家族世系、生平行实、仕履交游、文人趣尚、经济状况、谋生手段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并尽可能深入地考述。囿于高濂相关材料的匮乏,本章在汪道昆《明故徵仕郎判沂州事高季公墓志铭》与徐朔方《高濂行实系年》这两个基本文献的基础上,又发现并首次运用张瀚为高濂嫡母所撰《高室蒋氏墓志铭》这一材料,同时参考与高濂有所交游的文人别集与高濂各体作品,核对史实,对高濂祖上北宋战功赫赫之高琼家族及宣仁太后等世系中人进行详考,从而落实了高濂名门之后、商人之子的身世定位,为高濂父辈对他的成长及期待予以合理的解释。本章进一步探讨高濂独特的生存状态,采用比较视角,分别以相类似的文人趣尚为基础将高濂与其同道交游之文人相对比,以彰显其同中之异,得出高濂即是以乐隐、长物、善文、养生为特征的富贵闲人这一结论。第二章确定高濂及其词在明代词学史上的归属,即“明体词”已成规模的隆万词坛。对高濂词进行了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两方面的深入探讨。高濂《芳芷栖词》二卷,上卷的题材主要包括闲适生活词、题情词与抒怀词,其中,闲适生活词书写了词人的日常隐居生活,题情词则婉约本色且颇具曲的风范,抒怀词虽少却是高濂对自我真实情感、境遇的吐露;词集下卷因集中一百调吟咏一百种花卉,又被称为《百花词》,不仅罕见,创作手法也颇具特色,即不同于咏物之作重寄托而轻物象,而类似于以韵文为百花素描。在词艺方面,联章体在高濂词中占比高达88%,并秉承协乐式传统,说明高濂将作曲的习惯带入了词中。在拟题与分类方式上承袭了“草堂”模式,在词曲融通方面有部分尝试。第三章主要对高濂散曲创作进行从题材内容到艺术特色的研究。散曲发展至高濂所处的明代后期,不仅题材愈发狭窄,且雅化现象突出,然而高濂在创作中却始终注意保持散曲的本色新鲜,虽以写艳情为主,但与同期许多香奁曲家所制脂粉味浓于情味的庸俗之作有所不同。高濂为情造文,在内容上多写相思怨苦,发悲婉之音,且能融合自己的真实经历,全情投入地摹写曲中人物的心态,因此所写的恋情相思寄托了相当深度和浓度的情感。形式上也多选择以套数铺排情感,从而既婉转亦酣畅,雅中有俗,不离曲体本色。高濂散曲数量虽十分有限,但却能形成自己圆莹不滑、绮腻不板的独特风格,郑振铎先生因此将其散曲视为典雅派最高成就。第四章在力避已有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高濂两部传奇戏曲《玉簪记》与《节孝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由于两部传奇所涉的三种故实均非高濂原创,而是高濂在原有“胚胎”的基础上予以丰富和再创造的结果,所以,本章主要立足于不同文体间的互动这一角度对高濂两部传奇进行考察。通过梳理“女贞观”故事的缘起与流变,发现《玉簪记》在具体情节上与话本存在大量重合之处,话本《张于湖传》实今传《玉簪记》之祖本,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则在思想与艺术上对其有间接影响。通过梳理《节孝记》对史传文学中陶潜《归去来兮辞》与李密《陈情表》所作重写,发现《节孝记》虽然不适合搬演,但却有高濂独特的个人情怀的代入,即以他人故事浇自己心中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