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曹魏以降史籍所载一般包含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弓矢、鈇钺、秬鬯的九锡称为“规范化九锡”。学界目下认为的、以《韩诗外传》卷八十三九锡记载及《汉书·武帝纪》所载元朔奏议为史料依据的九锡自西汉初即有之说值得商榷；九锡始出《礼纬·含文嘉》；“规范化九锡”当出现在新莽之后、《白虎通》之前。以时间为标准，北魏九锡当缘于新莽后东汉一朝；《白虎通》将《礼纬·含文嘉》九锡记载官方化并将其与宗周九命褒奖功臣的功能联系，自兹以降，东汉政府掌握九锡褒奖功臣的功能行用九锡；迄至曹操，借鉴东汉之制，效仿王莽实践，变九锡为“易代鼎革”之工具，历两晋至南朝，余波及于隋、唐、宋，清一色的“禅让工具”，抹杀了九锡的原始功能。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方见九锡的记载，乃汉化制度。然九锡应用的对象、时间及形式大异于“禅让九锡”：勋贵宗亲、外戚、异姓王可以受九锡，彰显出九锡原始功用的回归；但皆是在死后由朝廷追赠，显露出皇权逐步摆脱贵族的控制而确立自身独立的权威，并转而限制贵族的特权这一北魏政局发展的基本趋势，与东晋南朝门阀政治下的“禅让九锡”形成鲜明对比。北魏统治者于勋臣死后追赠九锡的形式可谓对九锡原始功能的“变相应用”。九锡名物名称与“规范化九锡”相同，具体器物形制则有自身特色。以车马、衣服、乐则三项窥管，九锡名物皆可在《周礼》中寻到踪迹，与宗周“九仪之命”最高的“九命之仪”有器物渊源，此契合北魏遵崇《周礼》的传统，是统治者有意识的“宗经”、“复古”以寻求自身正统；寻求汉晋故事，以之为变革“经典”的理由，而谋求皇权独尊与政权稳固，现实中勋臣九锡车马、衣服、乐则规制与皇太子同即是显例。鉴于此前乃至同时段曹魏、两晋及南朝“禅让九锡”对于皇权的威胁，以及北魏自身正处于由宗王政治向皇权独尊转变的关键阶段，“尊君”、“实用”原则实为最重，故变汉故事制度，于勋臣死后追赠九锡，荣誉不能世袭。受九锡的一标准是受者生前一定等级的高官、爵，其与赠官、爵之间除有部分小幅上升外，大部分生前最终官、爵已极高，赠官、爵提升的空间已不算大；又加号使持节与假黄钺，当是与追赠九锡相配而行的礼仪制度。另一标准乃是受者身份所附带的其他因素，兼及政治形势变动。冯熙父子得受九锡除孝文宠幸一由外，尚蕴含文明太后死后的平城势力、孝文与冯氏政治协作利用的缘由。刘昶受九锡关键在于其身兼外戚和来奔异姓王双重身份与孝文迁洛后承晋一统的观念的契合。元澄在孝文世与孝明世的际遇揭示出孝文至孝明世鲜卑宗室贵族权势变化，与此时段存在由外戚、异姓王代表的汉族世族阶层占优转变为鲜卑宗室贵族居多的趋势契合；元怀、元怿例则是与政治变动即灵胡太后掌权相关。安定胡国珍为代表的汉族官僚留居洛阳，并在首都营建族墓地，行为主观目的在于保持手中权势，客观上却表现出强烈的以脱离原籍故乡为特征的官僚化的倾向，并起到了疏离与宗族联系，淡泊自身门第家乡势力根源的作用，昭示出权力来源自此单纯依赖于皇权，故而君臣之间寻求的契合使得九锡在北魏变形为勋臣死后追赠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