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学和府学为核心的正统儒家早期教育为李贽原儒思想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民生问题的突出、虚伪道学的泛滥以及商业的发展及受限是李贽原儒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矜高、胆大、好洁、求真的叛逆型性格又成为李贽对原始儒学既回归又超越的主观催化剂。因而,李贽原儒思想必然指向现实,有为而发。人性论方面,李贽对“童心”的强调体现了其对原始儒家“圣人不失童心”状态的回归;其对“私心”概念的提倡,使“私心”合理化,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原儒人性论的超越;原始儒学思想中有着丰富的民本思想资源,但随着君主制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而不断损益变化,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体制造成了民本的缺失,李贽自身的为官之道体现了其对原儒民本思想的回归,其对带有道家思想特色“因性牖民”理念的自觉运用,则是在特殊的环境中对原儒民本思想的超越;在对为君之道的要求方面,李贽始终坚持从民本的角度对君王进行考察,而其提出的为君者需“遂民之欲”的主张又赋予了民本思想新的内涵。“内圣外王”代表着原始儒家的最高价值理想,李贽求真、好洁、矜高地性格与虚伪道学的碰撞使得他的圣人情结愈加强烈,并表现出了强烈的儒者担当精神,其代表性著作《四书评》、《明灯道古录》、《九正易因》等正是李贽渴求内圣以及欲传承圣学的最好明证,李贽对原始儒家学为成圣精神的回归之情表露无遗;面对道学的门户之见,深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李贽提出了“三教圣人同”的思想主张,这表明李贽的“内圣观”已经与原始儒学有所不同。对外王事功之学的强调是李贽思想的鲜明特征,相对于同时代道学家事功精神的缺乏,李贽有着明显地回归原儒既重“内圣”又重“外王”的思想倾向;商业发展的时代需求、事功之学的时代缺失与李贽独立偏激的性格相碰撞,使得李贽对事功之学给予了格外关注,对以事功论德行人物评价标准的刻意强调虽有导于人轻视道德的可能,但仍然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原始儒学的超越。李贽原儒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对明末道学流弊造成了较大冲击,主要表现为对道学空疏无用的批判、对道学门户之见的破斥以及对道学压抑人性的反抗;另一方面,李贽原儒思想还推动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兴起,实学主力军东林派虽然强烈反对李贽对私心的提倡以及对道德名教的威胁,但二者在反对空谈、强调“实学”方面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所以李贽原儒思想很好地推动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