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儒家文化的危机也达到了顶点。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儒家文化的衰亡似乎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西学的涌入也给儒者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的新鲜的理论资源。在儒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一部分儒者正是通过广泛援引西方各种理论资源，借鉴西方现代社会各种现实情况，对儒家伦理学说进行了重新论证，从而恢复了儒家的自信。在其所援引借鉴的西方各种理论资源和社会现实中，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重要的一部分。在新儒学各家中，尤以梁漱溟新儒学思想对社会主义的借重最多。在东西文化大讨论中，梁漱溟提出其对儒家文化的新论证。梁漱溟借用佛家唯识学的“意欲”概念来定义文化，从而抽象出“文化三路向说”，然后根据西方向社会主义转型的事实，推测出“文化三阶段论”，而儒家伦理将于文化之第二阶段复兴；梁漱溟还接受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分析法对西方历史的解读，在此角度对比中西历史，提出“中国无阶级论”，突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得出“中国文化早熟论”：借鉴社会主义对私有制的批判，梁漱溟发展出在经济制度上保障儒家伦理实现的思想；受苏联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启发，梁漱溟提出“人治的多数政治”这一新的儒家政治图景和政治理论；1949年后，面对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事实，梁漱溟检讨以往错误，吸收毛泽东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对儒家伦理进行了最后的修正和补充。可以说，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提出、发展和成熟，是与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分不开的，社会主义的一些核心观念和方法成为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支撑和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之所以能为梁漱溟新儒学思想借鉴和吸收，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儒家文化在一些根本观念上有其一致性，即，二者都建立在对人的理性的无限信任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