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难以完全为个人所掌控。个人信息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个人信息的保护需要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保法》）七十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本法规定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的,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标志着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但该条规定太过简略,具体规则设计相对模糊。通过案例分析,发现该制度存在着适格主体缺乏、诉前公告受质疑、有应诉而未诉的情况以及怠于提起损害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检察机关谦抑性的绝对化相关联。谦抑性的补充性决定了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公益诉讼时不得越过其他适格主体,处于后补顺位;谦抑性的宽容性使得检察机关在能够提起诉讼时选择不提起、能够提出损害赔偿时也选择不提出。经过对检察机关谦抑性的内涵以及在公益诉讼中的存在根源分析,鉴于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制度中存在着法条规定、侵权方式、社会组织能力有限、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类型多以及涉案金额小侵害大等有别于其他公益诉讼的情形,在个人信息公益诉讼领域,检察机关可以适当突破自身的谦抑性。第一,因谦抑性而设置的后补顺位可以予以突破。从法条本身出发,《个保法》第70条与《民事诉讼法》第58条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关系,前者应优先适用,而70条并未阐释三种适格主体的顺位,因而二者的顺位应该是平行的。在提起公益诉讼时,由先诉者优先即可。由平行顺位而引发的同时起诉问题可通过检察机关或法院发布诉讼公告来解决;检察机关进入民事公益诉讼时坚守原告角色定位可解决诉讼结构可能不平衡的问题;注重溯源治理,起诉时深挖源头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从源头上解决案件量大的问题。第二,谦抑性的适当突破并非不讲法理,需要在合法的基础上予以适当突破。首先,为了维护个人信息公共利益,可严格规定起诉标准,检察机关也应严格遵守并适用。其次,个人信息损害赔偿实质上是对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检察机关在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时可以提出该诉讼请求时应予以提出。最后,在个人信息保护纯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为了威慑、惩罚侵权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惩罚性赔偿应该提出;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与刑事功能重复,不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