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新理论——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对译者主体性有过度强调的趋势。而传统译论认为译者应抑制其能动性，从属于作者和原文本。这种传统观点仍然非常流行。那么我们对于译者主体性到底应持怎样的态度呢?本文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主体性内部元素——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的完整结合，而解释学、权力话语理论和目的论恰好一一对应地说明了这三个内在因素。换句话说，译者的主体性是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辨证结合。这在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中得到充分表现。因此，我们对译者主体性应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才能产生恰如其分的态度，促进翻译理论和实践向纵深发展。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首先检验了主体和翻译主体的定义，并得出结论：主体的本质表现在其能动性、受动性、为我性的特征中，而这些特征构成了翻译主体译者的主体性。接着，本文将传统译论大体划分为“语言学前”和“语言学”两阶段，检验了这两大阶段中对译者所持的观点。无论是“语言学前”阶段中译者所处的理想与现实差距的两难境地还是语言学阶段中作为翻译机器译者的状况，其哲学根源都在于二元对立认识论。二元对立认识论认为，思想作为客体的对立面，能够客观地反映客体，达到这种客观反映的工具就是语言。因此，准确性就成了当然的要求，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客观、科学性。 第二章是本文的重点，分三部分，应用哲学解释学、权力话语和目的论从理论上分别论述了译者主体性三元素中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第一部分应用哲学解释学论述了译者主体性中的能动性因素。哲学解释学是西方哲学中语言论转向后深刻影响翻译研究发展的一种理论，它改变了人文学中的科学观点，给我们带来了时间和历史的视角。根据解释学观点，理解的过程就是译者的视域和原文本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为了达到这种融合，译者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走出自身的视域，因此，理解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译者不断努力寻求新视域的过程。译者的主体性在这个过程中因其主观能动性而突出出来。如果说解释学给翻译的启发仅仅局限于文本本身，那么权力话语理论将我们带入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角。本章第二部分就在社会文化视角中论述了译者的受动性。权力话语理论认为，社会中任何行为都受到权力和话语的操控。因此，译者的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他所处时代的操控。这样，译者的主体性就主要表现为受动性。第三部分中，目的论充分论证了译者主体性中的为我性这一方面。这一理论的准则就是目的解释手段。这种理论认为任何翻译行为都以译者的各种目的为指导。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译者会调动他各种能力、采用不同策略来解决翻译中的各种困难。 第三章论述了实践中译者主体性的这三方面作为一个完整整体在翻译过程中的表现。本文中的翻译过程采用的是广义定义，包括原文本的选择、理解、阐释、文本的重建和文本的后续生命。 第四章论述了本文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对翻译批评带来的思考，认为应历史地看待译者及其作品。同时，目的是翻译批评中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两方面会给翻译批评中一些长期有争议的问题——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翻译中调整手段的合理性、翻译标准——带来新的视角。 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译者主体性的内容本身就包括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方面。换句话说，积极和消极方面的辩证结合是译者主体性本身的内在要求。偏重这三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对主体性的片面理解，或者贬抑译者主体性，或者夸大译者主体性。只有全面理解了译者主体性的内容，才可能对译者持有恰如其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