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的建立是清末社会变革的重要方面之一,在清末的社会转型中逐渐形成“市民社会的雏形”,对工商业的近代化推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伴随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商会体系的组织结构以及与“政府”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37年9月24日保定沦陷,处于沦陷状态下的保定商会,脱离了以《商会法》为主要行为依据的契约活动准则,更多的是受日伪政府行政命令的控制。日伪政府对于商会与同业公会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并且为了加强对商会的控制,在商会的原有体系上进行了改造,最为明显的就是通过建立新民会分会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而在活动范围上日伪政府将商会严格的限定在日伪政府控制的华北范围之内,迫使商会参加“华北商联会”,并通过开展贸易、举办博览会等手段迫使保定商会加强同日本方面的联系。在具体事务上,由于日本侵华军事行动的需要以及日伪政权反动统治的需要,日伪政权将各种形式的经济负担与事务负担摊派给商会和同业公会。虽然在日伪政府的层层压榨与剥削之下,但是保定商会并没有完全沦为日伪统治的工具,保定商会的性质依然是代表商人利益的民间自治团体。保定商会对于“沦陷”的特殊状态保有理性认识,在“服从”与“对抗”之间商会积极寻求一种平衡。在日伪政府的政治高压下保定商会失掉了独立自主、民主契约规则,进而转向“在商言商”的本色回归,在维护商人利益方面依然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