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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高职大学生应对方式现状及其与社会支持、家庭教养经历之间的关系,为高职院校教育工作者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现况研究设计,应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2012年3月对铜陵市某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根据研究目的,设计自填式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家庭教养经历问卷、特质性应对方式问卷(T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评价社会支持、家庭教养经历等因素与应对方式的关联效应,检验水准α=0.05。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157份,有效回收率89.9%。对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家庭居住地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不同人口学特征的高职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进行比较发现：高职大学生的不同性别在积极应对方式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高职女生较男生更倾向于采取主动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积极应对因子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更多的采用解决问题、主动求助等策略；不同年级高职生在消极应对方式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三年级毕业生更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城乡来源的大学生在积极应对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来源的高职生较乡镇来源的高职生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母亲文化水平越低采取消极应对的风险越大,以母亲文化在高中或以上为参照,母亲“文盲”、“小学”及“初中”均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OR值分别为1.52(95%CI：1.01～2.28)、1.54(95%CI：0.99～2.39)及1.47(95%CI：0.98～2.22)。在家庭教养因素各维度中,同母亲关系的好坏及家庭教养类型与积极应对等级分布均有显著性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高职生总体社会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偏低,“较低社会支持”及“较低支持利用度,,与主动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社会支持：OR=0.82,95%CI：0.63～1.07；支持利用度：OR=0.27,95%CI：0.20～0.36)；而与自责、退避等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OR=1.61,95%CI：1.25～2.08；支持利用度：OR=2.22,95%CI：1.70～2.89)。结论总体来看,高职大学生采用消极应对方式多于积极应对方式。不同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及不同生源地的高职生采取的应对方式存在差异。较高社会支持及支持利用度是高职大学生采取积极应对的促成因素。父母科学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大学生面对压力挫折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减少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