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化育人在高校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一环,对国家战略和个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文化育人载体具有承载和传递育人信息,联结育人主体和育人客体的作用,高校文化育人活动的实施和开展离不开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运用,研究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内涵、分类、功能和优化路径能够提高高校文化育人的水平,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研究高校文化育人载体具有重要的理论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化育人在高校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一环,对国家战略和个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高校文化育人载体具有承载和传递育人信息,联结育人主体和育人客体的作用,高校文化育人活动的实施和开展离不开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运用,研究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内涵、分类、功能和优化路径能够提高高校文化育人的水平,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研究高校文化育人载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首先梳理了当前关于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校文化育人和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内涵理解,总结出高校文化育人载体具有教育性、导向性、人文性和渗透性的特性。其次,本文聚焦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形态,归纳出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四种形态,主要有课堂载体、学生社团载体、高校历史文化载体和网络载体,并详细介绍了不同形态载体的分类:课堂载体包括专业课程、思政课程、通识课程和学术讲座;学生社团载体有思想理论型社团、学术科研型社团、公益服务型社团和文艺体育型社团;高校历史文化载体包括校史陈列馆、校园人文景观、高校图书馆和高校博物馆;网络载体主要有校园论坛、微博平台和微信平台。再次,分析了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功能,主要包括思想承载功能、传导互动功能和精神凝聚功能。最后,从载体的强化、整合和开发三个角度提出了高校文化育人载体的优化路径,从载体强化的角度要改进课堂载体、引导社团载体、挖掘文史载体、升级网络载体,从载体整合的角度包括培育高校自主文化品牌、共享高校文化育人资源和拓展校外文化育人载体,从载体开发的角度可以从营造思想政治氛围、创设校内人文景观以及开发校园仪式文化入手。
其他文献
<正> 初中物理第二册第四章《物态变化》,这一章中要研究物质状态变化的一般规律,讨论物态变化的条件:温度及决定物态变化过程的热量(这二者,首先而且重点讨论的是温度条件)。温度可以从实验直接观察到,而决定物态变化过程向什么方向发展的热量条件——吸热还是放热,则要通过推理后间接得到。因此,观察能力的培养应该是首要的。观察并不等于简单地"看",它不是一般感知过程,而有其特定的目的,观察是一种精细地感知,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人民主体地位在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国际国内环境相对稳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等条件下得以充分尊重和彰显。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新时代特征创新性地被提出和发展,如一根主线将国家发展目标、国家发展理念、国家战略布局、国家总体布局等串联起来,其价值旨归在于尊重人的主体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是贯穿《资本论》始终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囿于经济学狭窄的研究领域,只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劳动价值理论中的一个附带分析的内容,或者只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中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学说,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如火如荼的展开,以往将马克思的思想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传统研究方式出现了很多弊端,以
“一带一路”倡议是统筹国内外大局,推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促进沿线各国共同发展,提升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理论的创新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一带一路”也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近三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转化为现实,研究热度剧增,海外学者的相
1936年,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形势和干部数量缺乏导致的“干部恐慌”现实,以及出于提升工农干部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的需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干部学校以大量培养干部。1936年6月,抗日红军大学正式开学,并在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抗大总校)共开办八期,其中原红军干部是抗大前三期学员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抗大前三期的主要培养对象。抗大前三期阶段
列宁的改革思想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改革理论的丰富和深化,也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活水”,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我国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的主力军,四十年的风雨改革路,我们结出了成功的“硕果”,但同时也留下了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向社会主义改革的“导师”列宁求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澄清对改革的性质、方向、方法等方面的误区,坚定社会主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政治认同的一整套思想体系、价值观点和文化氛围。但“政治认同”并非能够轻而易举地产生,意识形态领域也并非只有主流价值独树一帜,相反,越是舆论开放、自由意识充分涌流的现代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越呈现出多流并进、纷繁错杂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想牢固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就涉及到“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它包括如何治理当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如何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提升意识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都联系起来,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处于不断重组和变化的状态,和平、信任、发展和治理四大赤字成为人类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人类社会发展受阻和西方治理失灵的困境,日益和平崛起的中国也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角度给予了一个新的出路和方案,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被提升到治国方略和外交思想的重要地位,也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人类整体关照的价值理念和伟大构想。本研究拟从它的形成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面对党组织的正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党风党纪被破坏殆尽以及冤假错案大量堆积的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重建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恢复并加强了纪律检查工作。这对于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作风,和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有效进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研究切入点,特别考察了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手段与途径各异,但都会遭遇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就是商品经济的命运与前途问题。其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又历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的焦点。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做出的社会主义将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前景预测,到列宁首创性地提出“把商品交换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按商业原则办事”,由国家“掌握商业,引导商业”,再到邓小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