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论语》研究,在训诂、校勘、辨伪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富而坚实的研究成果。在众多的研究著作当中,程树德的《论语集释》几乎囊括了各种门类的研究,并在继承前学、集前人大成的基础上,别开一体,自成境界。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程树德《论语集释》进行研究:第一章探讨《论语集释》的成书及体例。在了解程氏一生治学历程的基础上,笔者重点挖掘了程氏作《集释》以“著述终身”的思想,以及他在晚年颠沛流离、身患重疾的情况下花费九年时间孜孜编著此书的原因与出版经过从而做到知人论世。同时,笔者亦就本书的撰述体例详细分析了程氏编著此书的方法与用心,以及在对材料的剪裁与排列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眼光。另外,亦总结了程书体例上的不足之处。第二章从三个方面研究《论语集释》的按语内容。一为程书对历代诸家著书及人物的介绍。程书经过悉心搜集与裁选,不仅对前人古注有极多征引,并在按语中对这些注家做了一定的考证与辨析,其依据的材料多出自历代史传,亦从其他类书中寻检搜罗。对于无法确定年代的注家,程氏也注意在按语中加以说明,给读者留下了继续研究的问题与空间;对于后人所辑录的古注版本,程氏也多加推举;对于残缺的卷帙,程氏也特加著录以保存古注。最后,程氏还在书中细考诸古书古注的流变、亡佚及后人的附篡、改益。二为程书对历代诸家学术思想的品评。程书对诸家学说不是只作片段性的征引,而是基于整体性的把握,他在按语中对于诸家学说的品述亦极为精当。除了今天学界共识性的评价,如对翟灝《四书考异》、刘宝楠《论语正义》的较高评价,对诸家学说的很多评价也别具只眼,如说臧懋庸《论语稽》的赞赏、对皇疏的极大肯定、对崔氏《论语足征记》的推举等。三为训诂上的新解。程书不惟悉心考订异文、辨证经注,还能够在前人训诂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进行一定的补证与辨考,从而申明己意。第三章从《论语集释》对朱注的研究中探讨三个问题:一、程氏对朱注的态度,是否如任铭善或刘斌等人所说,持一味的批驳或诘难的态度?程书是否存在抵朱过甚的问题?笔者考证程氏按语,认为程氏对朱注不仅能够客观对待,抱以同情,并且对之亦多有赞赏。二、基于对朱注或《论语》历代注疏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集释》中有多处指出了朱注的错误。这些错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为训诂之失,一为义理之偏。但总体来说,程氏指出朱注错误的时候,并非刻意诘难,而是有理有据,较为客观。三、清代的汉学家往往好与朱注立异,但主张汉宋调和的学者,却常常追溯、考证朱注的古注古义之来源,程树德继承了这种汉宋调和的做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为系统也更为深入地对朱注错误的来源出处进行了考辨。要之,程氏所作的工作,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也正是研究本书的价值所在。要之,作为历代研究《论语》的学说与著作的集大成者,《论语集释》不仅是一本完备详致的历代《论语》注释资料汇编,而且是一本承载了程树德先生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的一种“新”作。体例上的“荟萃贯串”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后世集释类的著作如游国恩的《楚辞纂笺》、方勇的《庄子纂要》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释”类的著作等,在体例上与程书都有很多相同之处。程氏编著《集释》的时代,不仅仅是老一辈知识分子处境凄惨的时代,也是整个民国政治更迭而崩坏的时代。作者曾自言其编著此书乃是“欲以发扬吾国固有文化,间执孔子学说不合现代潮流之狂喙,期使国人之舍本逐末、徇人失己者,俾废然知返。余之志如是而已。”《集释》一书的写作正是程树德先生作为学者对于时代的回应与关怀。因此程树德写《论语集释》,不仅是从文献和学术史的意义上继承前人学术传统,也是作为民国学者,去直面自身所处时代的担当。有如此坚忍不拔之志,成此荟萃贯串之书,其令人敬畏感佩的学术精神与绵厚扎实的学术功力,正共同构成了这本书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