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之际，清廷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长足的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出现盛世气象。但对于文化，统治者却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一时间文字狱大兴，人人噤若寒蝉。因此，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中，沈德潜的文学观念也呈现出复杂性。一方面他积极向统治集团靠拢，既倡导学唐诗以彰显“盛世之音”，又借崇唐诗推广儒家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固守诗人本分，梳理诗歌源流，从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出发，探求唐诗的体制、音律之美。　　 作为唐诗学的总结者，沈德潜的唐诗体格论具有包容性。他既推崇唐诗中体现的“风雅”精神，又注重分析唐诗内容中体现出的诗人个性和雄壮气势，还从才、学、情、理等多方面审视唐诗，意在强调唐诗之正。受到叶燮的影响，沈德潜论诗讲究源流正变，但不同的是，他力图建立的是以“诗教”为旨归的儒家诗歌史。因此，他把唐诗和“风雅”传统相联系，再以唐诗为典范审视宋、元、明、清各代诗歌，以“诗教”观贯穿诗歌史。同时，沈德潜对于初、盛、中、晚四期唐诗也分别作出论述，重点揭示其风貌和体格特征，以凸显唐诗自身的流变轨迹。沈德潜通过《唐诗别裁集》的选诗标准、评价准则以及版本流传的过程充分展现出其诗学核心思想。　　 作为其诗学观念的一部分，沈德潜的崇唐观不可能脱离其诗学基础而独立存在。他就是通过自己的模仿、编选和评定唐诗去彰显自己的“格调神韵”的诗学观念和“温柔敦厚”的诗教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