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罪与贪污罪都是随着国家公权力的出现而螺旋相伴的腐败犯罪。在理论研究方面,渎职罪中“重大损失”的物质性损失与非物质性损失之界定、地位之确定、原因力之选择等争议问题并未在学术界达成统一的共识,从而导致“重大损失”理论不能完全指导司法实践,甚至在办理具体渎职类案件时出现尴尬局面。由此,对“重大损失”诸多问题予以正确认定,对于完善渎职罪的学术研究及立法经验,并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都具有重大意义。当然,渎职罪中的“重大损失”本身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探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选择诸如渎职罪中“重大损失”的界定、地位、原因力及计算期限等实践难题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对渎职罪中“重大损失”的梳理找出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的认定思路及方法。本文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主要对“重大损失”中的物质性损失中的人身伤亡类损失和经济类损失与非物质性损失中的“社会影响恶劣”分别进行界定。在界定过程中应注意,“重大损失”应具有一定的表现形态,并且在定罪时也应排除案外因素的影响。第二部分对分析“重大损失”在渎职罪中的地位的各种学说的基础上,进而认为“重大损失”应作为渎职罪中的危害后果才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第三部分在探究我国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应引用监督过失理论和疫学理论辅助“条件说”解决“重大损失”原因力认定中的难题;第四部分对“重大损失”起算期限及追诉期间相关问题进行认定,“重大损失”的起算期限应以渎职犯罪及相关犯罪立案时的时间为准,“重大损失”的危害结果发生之日应理解为犯罪成立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