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法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随着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等法学理念的发展,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其对法治进程不可或缺的价值获得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我国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处于不断探索阶段。为从制度上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取证行为,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彰显程序正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于2012年3月14日第一次在我国立法上得以明确,其规定了具体内容,同时设置了具有操作性的规则。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改进之处在于它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基础,一方面继承了对物证、书证裁量排除,另一方面设计了相关排除程序、申请排除证据者提供线索和证据的责任。其进步意义在于法律位阶高于“两个证据规定”,从而通过更高的法律效力平台肯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价值,为后续相关配套制度提供了基本法的基础。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控制侦查权力、完善证据制度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尽管日趋完善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与法治先行国家的制度相比我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理论入手,参考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先进经验,进一步分析我国新刑诉背景下的非法证据的具体规定,从而对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建立相关配套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虽然我国在法律上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法律规范本身固有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想用一、两部法律或解释减少非法取证的发生,以此防止刑讯行为,这远远不够。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肯定新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权利保障与规制职权方面的积极贡献,另一方面更要强调在实践中严格贯彻落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及刑事证据法的进步并不因新刑讼的完善而告一段落,新的起点当有新作为。